在康熙朝，北京总共有三间天主教的教堂：南堂（宣武门教堂）、东堂（王府井圣约翰教堂）和北堂（1703年康熙赐地修建，原址位于蚕池口，光绪间迁至西什库）

—— 《真事隐》

学习一门语言便是拥有一份新的自由，一门新的语言意味着一个独属于它的宇宙和世界，同样也意味着不可估量的生存机会。

—— 《阅读还有未来吗？》

“当现实没意思的时候，我愿意回到古书里。当然，我并不是厚古薄今，古代的生活，也和如今的现实一样，一地鸡毛，但书经过过滤和筛选，把没意思的生活过滤和筛选掉了，留下的，是有意思的生活；把没意思的人过滤和筛选掉了，留下的，是有意思的人；谁不愿意跟有意思的人和事待在一起呢？这就是书的作用，这就是看书的目的。”

—— 《咸的玩笑》

如果事情没有以糟糕的方式结束，那么它们就还没有结束。

—— 《天色已晚》

〈普通の人間の女のように子どもを宿して中絶するのが私の夢です〉

—— 《驼背》

用双手压往厚度三四厘米的书籍专注地阅读，为脊柱带来的负荷比其他任何行为更甚。我憎恶纸质书。视力正常，能够拿书、翻页，能保持读书姿势，能自由地去书店买书——要求对象必须满足以上五项健全性的读书文化，我憎恨它的健全者沙文主义。我憎恨没有意识到这份特权性的“爱书人”们无知的傲慢。

—— 《驼背》

首先，现代性正在从“固体”阶段向“流动”阶段过渡。这意味着，社会形态（那些限制个体选择的结构，护卫社会规范的以及那些可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模式）不再能够（人们亦不希望其能够）长久保持不变，因为这些形态腐朽的速度比之人们塑造它们的速度要快许多，而且它们在被塑造出来的那一刻便开始凝固成型发挥作用了。这些形态，不论是现在存在着的，抑

—— 《流动的时代》

不过，这个时期仍然有不少学者通晓大学传授的各种学问，不仅熟习中世纪的前三艺和后四艺，也精通“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文法、修辞、诗学、历史和伦理学。

—— 《博學者與他們的時代》

西方人对苏联研究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预测能力，但他们受意识形态驱使而排斥对世界上这个地区做较为精确的社会科学分析，而这种分析可能包括“良好动机的成分，包括理性主义、利他主义、人的创造性，以及与“构造上的”宿命论和一概非法相反的不理智。真正的失败之处，在于编造一种新神话，而且当前照样不能放弃冷战的影响，也不能把研究当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尽量减少。

——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

在业已形成的这个世界体系中，把主权原则追溯到苏亚雷斯、博丹甚至卢梭（Suarez，Bodin，or even Rousseau）那些个时代，未免太荒谬......新政治格局下的精英们首先要做的，是决定自己并重新决定彼此。（Filippov，1992，P112）

——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

中国现代史一大讽刺是，中国人在世界各国都能发财致富，他们在国内却贫困不堪。

—— 《美国种族简史》

后天的造化、智力、营略难比天然的资本、秉性、气质长久。若干高官、专家、教授、企业家重选婚配，或因传宗接代之需，或因气质取向转变，且新择替者几乎年轻美貌或兼具学品，均属于成功后回归本色之宿愿。

—— 《人类学通论》

即两性间生物性不弱于社会性，于是，天然气质与女性发展、社会权利、女权的追求至少双轨并行。对女性个体而言，后者不可替代前者，如一般男性言“外貌好，身价高”或“漂亮者机会多”，因为美貌生自信而有姿色。

—— 《人类学通论》

对人类学家来说，书写死亡可能是获取反身性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就像费边建议的那样：“构建一门死亡人类学，我们朝着实际的死亡意识——我们的死亡——迈进。”在丧失亲友的过程中，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研究中的，我试着与死亡靠得更近，距离如此之近，以致于不再觉得死亡有什么。不过这里也存在障碍，死亡是最难书写的主题。

——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你需要做许多研究才能找到正确的问题。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你需要做更多的研究，随后生成更多的问题。

—— 《Where Research Beg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