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指出，路易·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是知识水平不高的煽动政治家，正因为如此，政治家和官僚们都觉得“这种人容易被控制”。然而，最终结果却是没能控制住他们。如果对方不是能用常理来理解的人，这样的人其实很难被控制。

—— 《纳粹“骗局”与紧急状态条款》

在江河注入大海的地方，形成了一片难以逾越的沙洲，还有泡沫覆盖的巨大漩涡，沉船的残骸在那里飞舞。在外界的黑暗和床头的灯光之间，回忆汹涌而来，它们来自冥冥，撞击在光明上，时而淹没，时而显现，露出白森森的腹部和银灿灿的脊背

—— 《流年的飞沫》

在河流入海的地方，有一块难以跨域的沙洲，巨大的漩涡卷起泡沫，沉船的残骸在其中翻腾滚动。在室外的夜色和室内的灯光之间，记忆像潮水般涌现，它们来自黑暗的中心，撞击光明，敞露出雪白的腹部和银色的背脊，时而隐没，时而显现。

—— 《流年的飞沫》

“有时候到了夏天，会有人类过来散步。他们偶尔会停下来欣赏我，我真怕有一天他们会把我挪走然后放进一个花园里。因为生长在这儿已经让我有了各种各样肆无忌单的形状。”

—— 《秋蛙物语》

“一棵接着一棵，那些好看的树都被砍倒了。用来做房子、小船之类的。所以到了最后，剩下的只有那棵很丑的树一它太没用了，太丑了，哪里值得花费力气把它砍倒呢？”

—— 《秋蛙物语》

对晚清及民初外交进行讨，似须首先回答如下问题，即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再进一步追问，可细化为系列问题：在推“君子不器”、淡化专业技能和职业分类的科举制度下，在传统的官僚系统之中，外交官是如何被选拔出来的，这种选拔方式对外交实践有怎样的影响？外交官群体是如何产生，他们的实际权力与功能如何，又有怎样的出路？科举制度停废之后，国家如何选拔外交官？

——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

用双手压往厚度三四厘米的书籍专注地阅读，为脊柱带来的负荷比其他任何行为更甚。我憎恶纸质书。视力正常，能够拿书、翻页，能保持读书姿势，能自由地去书店买书——要求对象必须满足以上五项健全性的读书文化，我憎恨它的健全者沙文主义。我憎恨没有意识到这份特权性的“爱书人”们无知的傲慢。

—— 《ハンチバック》

我知道，我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沉得住气，我这只猛虎要学会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 《重生》

在一种文化的某一特定时刻，可以问的既有“活问题”，也有“死问题”。死问题是有答案的——有时候还会有好几个答案——但有了答案的死问题就会消失在它的答案背后。然而，活问题的问题本身总会不断重现。围绕着活问题会产生出文学和思想，但哪怕是最智性最出彩的答案也无法阻止活问题回归重现。

—— 《悉为我有！》

写什么安全、写什么不安全？当这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沉默的轮廓就被勾勒出来了，而且沉默有时候会比那些被说出来的话更重要。

—— 《悉为我有！》

……历史学，特别是激进历史研究，仿佛成了某种道德竞赛，唯一的要义在于尽力不放过任何历史伟人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沙文主义（这些点固然是真实存在的），却没有意识到一本400页的抨击卢梭的书仍然是一本400页都在讲卢梭的书。

—— 《海盗与启蒙》

理性是专政的。经院哲学的说法“理性专政”（dictamen rationis）过渡到了自然法

—— 《论专政》

士兵是基于一种立即执行的总括性的判决而杀死了敌人

—— 《论专政》

男人们呢？男人们仅仅是被指出社会结构上的问题，就认为是身为男性的自己遭到指责，因此焦躁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社会理应是由男性掌控的。我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明明不是在说他，但他却莫名其妙开始生气了。另外还有很多男人不发声，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与己无关，他们根本不在乎。

——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男性优先主义》

当我们提出色狼骚扰问题时，有些人会生气地说：“不要把所有男人都当成色狼。”本来就没人这么说过啊。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他，他却偏要对号入座。一旦“男性”受到批判，就会有男人厌恶地认为自己的个人领域受到侵犯。他为什么觉得他自己就能代表男性？又或者他认为男性群体就是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吗？

—— 《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男性优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