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无论是再闪耀的人类，抑或是最卑微的，所希求的，都只是那一点点微小的幸福。 关爱他们，关爱身边的人，关爱在乎的人。 别让自己和世界都爱得太迟。

—— 《爱可思光》

集子里文章，在史料上多甚繁琐，而第一篇《辩中国人公私不分》尤甚，请读者慎入。但这篇长文，我自以为主题是很重大的，在这部文集里也是最有份量的。此因原“腾迅·大家”胡子华君约写有关日本人看中国问题的文章而作，结果写出来后，篇幅太长，史料亦太多，“腾迅·大家”实在不适宜发表。但还是要感谢胡君的稿约，也要感谢过去“腾迅·大家”的支持，否则我很难下决心写出此题。

—— 《文史足徵录》

并非有了现在才有记忆，不如说是有了记忆才有现在记忆先行于现在——这种荒谬的细微差别，便是我通过这句话想要揭示的。 所有体验都不过是一种jamais vu（未视感），我最近产生了这种印象，它慢慢深化。即隐藏的记忆先行，它经由某种操作，被轻而易举地转换为déjàvu（既视感）。所谓某种操作，便是《与押绘一同旅行的男人》①中的望远镜，即我说的“记忆的远近法”。

—— 《龙彦亲王航海记》

王次公云：“杜陵後能爲其調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二家而已。”然獻吉於杜得其變，不得其正，故間涉於粗豪；于鱗於杜得其正，不得其變，故時困於重複。若製作弘多，體格周備，竟當屬之弇州。

—— 《诗薮》

他决定还是把以前嘱咐我的那些话再说一遍。比如： “过马路，两边看了再过。” 我还是嗯嗯嗯地答应，说：“好的爸爸，记住了。”他认真地说：“这些你都晓得，我再说一遍，没啥好处，但，也没啥坏处。”我就哈哈大笑，说：“是是是。”

—— 《打泉水去》

军政无巨细皆取决于私白神蒋士则，数以爱憎移易将校。牙军怒，取前临清镇将田兴为留后

—— 《碑誌與唐代政治史論稿》

盗贼得以杀人后从容离去，反映了宣宗大中末期社会治安趋于动荡

—— 《碑誌與唐代政治史論稿》

這篇論文既見文史考證的功夫，又能純熟運用西方精神分析學的理論方法，字裏行間沁透著一種變革社會的情懷，可以想見，梁啟超看到這些特點，無疑是非常興奮的。他寫出了如下的評語： 對於部分的善為精密觀察，持此法以治百學，蔑不濟矣。以吾弟頭腦之瑩澈，可以為科學家；以吾弟情緒之深刻，可以為文學家。望將趣味集中，務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氾濫無歸耳。

——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

傅立叶认为，未异化的劳动，其定义就是热情的吸引与游戏的愉悦。对于他的说法，马克思的响应是，为了完成重要计划，全心投入与毅力是免不了的，而劳动过程不管再怎么高贵，都无法完全脱离辛苦工作与集体纪律的艰难。

—— 《巴黎，资本之都的诞生》

不信任源于民众对医生“角色分裂”的不满。医生本该是救死扶伤角色，在医院自负盈亏、工资与服务价格受到管制的条件下，医生同时需要扮演生意人角色，他们需要通过临床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医院。 恶性循环：医生越是多且精巧地使用防御性医疗实践，医患之间的信任越少。医患关系越差。

—— 《在利益与道德之间》

公立医院医生有着国家认可的职业权力，具有垄断的处方权；另一方面，他们是稀缺医疗资源的看门人，两种权力集于一身，使得他们获得上游厂商与下游患者的双向支配地位。

—— 《在利益与道德之间》

罗马在其侵略扩张的鼎盛时期是一个共和国，新征服的领土都属共和国而非率部征服的将领及其家族。 中世纪和现代早起欧洲的大政权却都是各王室所建，直到19世纪它们还把国家看作世袭财产，认为土地只能在王室内部传承、分配或合并。

—— 《中世纪欧洲史》

中世纪存在着多次知识复兴，也同样具有人们熟知的15世纪的大变动所具有的特征。为了方便起见，人们习惯于借用“文艺复兴”一词称这些大变动为加洛林文艺复兴、奥托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等，其中后者最为重要。

—— 《The 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这两个计划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A 计划基于必要性：你有效地把主角困在危机中，而它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否则它将失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B 计划常常（但并不总是）是基于选择，因为你的主角在第二幕的过程中变得更强大和更果断。

—— 《编剧路线图》

虎头蛇尾是可以预见的结局，当剧本缺乏戏剧性的热量时。而强有力的高潮将是两人惊讶甚至爆炸性的。检验有效高潮的试金石包括让主角：(a)面对真正的反派；(b) 克服性格缺陷；(c)成熟（成年礼）；(d)提供真相；(e)面对一个终极道德困境；以及(f)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更自由的或更真实的自我（又名宣泄）。

—— 《编剧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