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来讲，本格推理的爱好者们大多属于有闲一族。那些分秒必争的商务人士是打死都不会碰这种东西的。受众一般是学生、失业者或病人。

—— 《时钟馆事件》

友人一旦离席，便立刻说他的坏话，这才是绅士应有的礼仪。

—— 《时钟馆事件》

虽说如此，但在神经饱受折磨的现世，偶尔也要留下一点如同疼爱猫咪般的从容。

—— 《那种可能性早已料及》

我穿了防刃背心，日本持刀的犯罪比较多，所以防刃背心比防弹背心好用。

—— 《名探偵のはらわた》

在毛泽东时代，尽管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女性获取了全方位的政治社会权利，成为与男性同等的民族国家主体，但在文化表述层面上，性别差异和女性话语却遭到抑制，女性是以“男女都一样”的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处在一种“无性别”生存状态中，缺乏相应的文化表述来呈现自己的特殊生存、精神处境。

—— 《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

佩尼是汉娜的上峰，但其实汉娜并不需要他：除了最近被调派到事多且杂的脱欧谈判部门工作之外，她从未联系过佩尼。他们每三个星期见一次面，而这场会面可谓是佩尼每月工作的高光时刻：不仅可以和年轻漂亮的女人见面，咖啡钱还可以报销，并且他在这段权力关系中占据高位。他暗自希望有人能瞧见他们见面，尽管这有悖于整个秘密情报系统的运作规则。

—— 《间谍国度》

他岳父说过，一个人老的时候，最早完蛋的三样东西是膝盖、视力和自信心。

—— 《周四推理俱乐部：“魔鬼”的最后一眼》

水仙花今年开得格外早。我看水仙花开花看了快八十年了，但它们在我眼中依然是个奇迹，因为我还活在世间，还能看见其他许多人再也看不见的花朵。每一年，它们都会探出头来，看一看谁还活着，还能享受它们的表演。不过今年花开得格外早，我知道多半是因为全球变暖，每个人到最后都是要死的，但你还是可以欣赏花的美丽，明白吗？即使快到世界末日了，花依然能给你希望。

—— 《周四推理俱乐部：“魔鬼”的最后一眼》

“投人”这一弱者的武器之所以能收到成效，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伦常道德秩序基础。若是在人人“独立”得只管自己事的群体中，通过展现弱势处境形成舆论压力的可能性便不大，而“投人”的诉说最多只能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般，得到别人冷漠的敷衍甚至奚落

—— 《桥村有道》

村庄道德舆论犹在，却对公共权力和私人行为失去了实质性的压力。村民尽管可枚举诸多细节以证明其道德判断绝非“造谣生非”，被评判者究竟如何行事却只能是“革命靠自觉”。进而可以说，无论是人伦标准还是“革命”标准，在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分层过程中，均已不是决定性的标准。

—— 《桥村有道》

在希罗多德的世界，人是唯一实在的记忆存储库。为了找出被记住的东西，必须找到这个人。如果他住得很远，就得长途跋涉去寻访。一旦找到，需要促膝长谈，聆听，记忆，记录下来。新闻报道由此开始；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

“这类记忆恐怕会成为看不见的伤痕，纵然深浅和形状会逐渐变化，也还是会纠缠人一辈子。”

—— 《读库2504》

他发现这是一件荒唐又可悲的事：他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替他做了生活的选择！

—— 《在北方》

我注意到两件引人注目的事情： ■导致人们工作不快乐的深层原因并非我们通常所关注的：缺乏兴趣和职业倦怠。■人们描述工作感受所使用的语言与描述他们对亲密伴侣的感受的措辞极为相似。

—— 《工作为什么让我们不开心》

中国式的婆媳关系禁不住碰撞，一旦产生了矛盾，越往后走，裂缝越大

—— 《她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