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怀别人在古希腊人的价值观当中并不占有多大的地位。亚里斯多德完全没有谈到自我牺牲;这位“伟大心灵者”如果不是在思索宇宙,就是在仰慕自己。
-
同时不允许使用那种廉价的借口,即实在界阻挠了任何以一致方式处理它的努力——这是借用拉康的理论家们常用的借口,用以掩饰纯粹的知识懒惰,将他们无法在概念上系统化、逻辑上前后一致的必然性变成一种所谓的高级美德。
-
如果单个国家的国家至上原则不能违反法律,那么这种国际法在黑格尔看来,也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法律的权威只有强权才能维护。由于不存在世界国家(Weltstaat),而且世界国家也不值得向往,因此,这种法律是无效的,也即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
显然,生食者过得不怎么好。只有在物质丰富、能够吃上极高品质食物的现代环境中,他们才能生存下去。动物没有这样的限制,它们靠野生生食就能茁壮成长。“演化饮食”实验揭露了生食的缺陷,引起的怀疑合情合理,其中隐含的结论也不言而喻:我们有着某种不同寻常之处。我们和其他的动物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熟食 才能生存。
-
日记可以作为具体历史事件的材料与注脚,作为校勘历史现场的对读文本,也可以作为测定信息传递时空距离的有效手段,作为观测日记所载内容公共性程度的指征,甚至作为考察文人生活的中事件轻重层次的一种基本方法。
-
世界是幻觉这一说法源于世界的不完善。如果一切都已是完善的,很简单,世界就不会存在。而假如不巧它又变成完善的,很简单,它也不再会存在。这就是此罪的实质:如果它是完美的,它就不再留下痕迹。使我们确信世界存在的,是世界偶然的、有罪的、不完善的特点。因此,它只能作为幻觉出现在我们面前。
-
现存的历史,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也许只占实际上构成人类历史的因素的千分之一”?历史,正如它通常呈现的那样,往往把“政治”(公共的)事件作为最重要的代表,而精神的(“内在的”)事件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然而初步看来,它们——“内在的”事件——才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经验。它们,也只有它们,才是构成生活的终极因素。因此,传统的政治历史学家都在说些肤浅的废话。
-
事实上,在卡列耶夫看来,当托尔斯泰谴责那些形而上的作家倾向于理想化或将因果效应归于“英雄”“历史力量”“道德力量”“民族主义”“理性”等抽象实体时,他达到了自己的巅峰,因为他们同时犯下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发明不存在的实体来解释具体的事件,以及让个人、国家、阶级或形而上学的偏见任意支配。
-
这种快乐只会在浸润着关怀和照料的时间中产生。关怀和照管是珍贵的纱线,依恋和相伴的彩缎由它织就。
-
断片的另一个诺言:只有它们才能劫后余生,才能在意义和语言的毁灭后幸免于难——就如同那些空难中的苍蝇,只有它们能幸存下来,因为它们实在太轻了。就如同爱伦·坡笔下大旋涡中的残骸:最轻的碎片掉进深渊的速度就最慢。这就是我们需要紧紧抓住的救命稻草。
-
哲学家拥护真理,但真理却未必拥护他:如果有一天他必须为了真理而死,也没什么大惊小怪(521D)。
-
他(莊子)不以為人們時荷負著黑暗的過去罪業或荷負著應向神悔改的債負而出生到這個世間來的,只是為他本身而出生而死去。人們的存在本身就是超越善惡的價值批判的。
-
對於莊子自由時,各人自己要為各人自己,在各人自己所面對的極限狀態中,依然求生存。因為這種自由時在古代亞細亞的專制支配下的最不自由的歷史實際,人們的實際的存在方式的極限狀態中所追求的自由,所以具有著莊子哲學的特異性。
-
全面性的科技轉型大量消滅中產階級的工作,使得中級技能的勞工在今日的經濟環境中供過於求。在這些趨勢下減少的工時總數接近上世紀中期男性與女性間工時的差距。也就是說,此一新秩序對於勞工與中產階級所造成的壓迫,情況之嚴重,就如同兩個世代之前女性在工作上所遭受的性別歧視一樣。這樣的壓迫也剝奪了中產階級獲得工業發展所提供之收入與地位的機會。
-
如果任务是定性的和难以用显性契约界定的,并且成员之间的冲突是有限的,那么共同体相对于市场和政府更有优势。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推断,那些极端不平等的社会未来将处于竞争的劣势之中,因为他们的特权与物质回报的结构限制了共同体治理发挥其促进现代经济中的定性互动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