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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人总是不得不放弃生活,生活的人没有思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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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早知道写作才是我的生活内容,那我或许不会要孩子,因为孩子并不是生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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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流逝的时间里抽离出来,专注于永恒,那么事件就是永存的。它们存在于时间之外,就像仓库中的物品——它们是灰色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颜色的,它们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间。当有人来做出选择,它们就焕发出生命和色彩。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类选择的自由和上帝的全知属性调和在一起。对事件有了这种理解时,二者就不会彼此冲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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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群山并不喜欢彼此间靠得这么近。每一座山都梦想着,独自矗立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中央。这样它一定不会感觉孤独。偶尔飞来一只山雕,爪子里带着一点儿来自另一座山的泥土和草叶。对一座高山来说,这样程度的亲密想必足够了,能够让它的石头心也感到温暖、自在。要是能成为一座山,该有多好啊。但我不是山,我永远只是一只悲哀又惊讶的蝼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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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我们做的所有事,都或多或少对什么有害。如果想要听从所有建议,那么只有死亡才算真正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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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人们能够切近地目睹苦难,但这种“虚拟的”接近感也使道德冲动更容易被操控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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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梦想成真,人们就会觉得这种生活的确有滋有味。梦想的实现,可能只是让人们从一种恐怖进入另一种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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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纸是他的精神财富和荣誉。我感觉到,他的生命依靠剧团,也被囚禁在剧团,因为他别无选择,他除了唱戏,别的什么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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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盲人为了二三十块钱,跑这么远的路只为每周给一场戏伴奏,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在驱使他?也许这二十块钱对很多人来说可有可无,但对他来说,这是对他存在感和成就感的一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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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厂的评价体系本质上依赖可见性:能否被看见、能否被理解、能否被解读为贡献。这种体系让可见性优先于贡献本身,而中心部门恰恰是可见性最高的地方。于是晋升链路就自然沿着中心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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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创新变成一种"必须能讲清ROI(投资回报率)"的表演,大厂里的每个人都要"像老板一样思考",但不能挑战老板的结构;要"做跨部门协作",但不能让协作机制出错;可以探索,但不能太远离业务主线。这是一种被组织化、流程化、制度化之后的"安全创新",它更像是"精致版本的执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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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到寿光之后,我就感觉这里的气氛跟我们老家真不一样。在兰州,人们一年就种一茬庄稼,闲散人员很多,很多人过了五十就不干活儿了,就跟家成老头儿了。但是在寿光,男女老少都在忙活儿,想玩儿都没人陪你。我就觉得,是寿光改变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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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记忆的沉淀,再多些年也不迟,这就像酿酒,时间越长,味道更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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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跟今天有何分别呢?地铁在黑暗中呼啸向前,昼、夜、时间、四季、温差,都被屏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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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与所谓的“自然秩序”真正契合,一切都是人为发明的产物。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发明,只有一个目标:压制一种人,以便另一种人剥削利用他们,并使剥削者像寄生虫一样活得滋滋润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