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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M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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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糜烂的东西可以好奇,但不必亲自去一一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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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人为什么在谈到感情时有那样的心理障碍?做贼心虚似的。感情是高贵的礼物,人却总是送不出手,送出去也要像我爸那样把它包上旧报纸,装入破尼龙袋,最好让受礼者误认为它是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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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谗,刹那间得到满足的同时,吊起了更深刻的古老的不满。汉子的不满和满足更迭,使他的脸上固有的愁苦深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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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每一步都折射出国家、民族、科学的行进轨迹。正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把我和他们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使我对那些遥远的国度有了切肤的感觉。所以,个人的历史从来都不纯粹是个人的,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从来都属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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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彻底地独立。我在被逐出村子时也没感到如此之深的孤独。人所要求的生存条件很可怜,可怜到只需要一个或半个知己,能从那里得到一点点理解就行,这一点点理解就能使他死乞白赖地苟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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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是最脆弱、最不可能的建构。本来是可能不同的。当下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当下的关切,无论大小,都是这样。轻而易举就能想象其他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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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清晨来临的时候,她从睡梦中醒来意识到自己已经跨越了那道界限。她哭了——而且一再徒劳地试图让他相信这泪水有一半出于悲伤一半出于幸福。尽管这幸福似乎来自于对原则的背叛,但绝对是不容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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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社会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法无禁止皆可为。在欧洲的东部边境之外,在极权国家里,国家不恩准,万事皆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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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一定会研究一种特殊的“魔粉”所导致的失明——在当下席卷欧洲、美国、巴西、印度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所有那些民粹运动中,这种“魔粉”可谓是一种共性。“魔粉”的成分在如今已是人尽皆知:疯狂的非理性、对陌生人的敌意、抵制耐心的分析、怀疑专家、夜郎自大式的爱国、狂热地相信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渴求文化上的“纯洁”——再加入一小撮利用这些冲动的无底线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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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您的注目之后,我双目失明,因为您不再看我;我暗哑无声,因为您不再与我讲话;我失去了记忆,因为您已将我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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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知道这里就是你要找的地方,那么即使来到这里,也是白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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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害怕看到伤疤。残疾也吓不着我。让我恐惧的是自残行为:某个女人攻击自己的胳膊,好像那是一头野兽;有人被上了约束、服了药,时而清醒、时而迷乱,不停地折磨自己,最后完全丧失了人类的特征,却还是要用所有够得着的东西去扎自己、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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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有的共同之处就是罹患了同一种疾病,以及某种诡异的特征:对碰巧在做的事情偏执地全身心投入,对除此之外的事情绝望得愤世嫉俗。健康人总说杜-戈患者的专注力无与伦比,因为健康人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愚蠢的世俗琐事上,注意力持续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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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蒙特此刻最希望看到的是哈兰姆大发雷霆,不让自己再作任何进一步解释。但哈兰姆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把椅子都给掀翻了。他一脚踢开椅子,向前走了两步,来到拉蒙特跟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