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将鲁迅文学的根本思想规定“人得要生存”……（中略）这样一个鲁迅，竹内好使用了“挣扎”一词来给其定位。何谓文学家鲁迅的“挣扎”，那就是“他不退让，也不追从。首先让自己和新世代对阵，以‘挣扎’来涤荡自己，涤荡之后，再把自己从里边拉将出来。”

——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研究》

中沟首是上海日侨中的另类奇人，他终身未娶在大连曾制作了一个与真人一样大小的橡胶人偶，并取名“绫子”，像对待活生生的妻子那样爱“她”。日俄战争爆发时，因急于避难未能将“绫子”带来上海而后悔莫及，1905年2月25日，在上海举办“亡妻绫子周年祭”。

—— 《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

日本初期创办的报纸，虽然始于官版报纸，但实际上是由外国人开启的，这些外国人或是传教士，或是商人。能领悟到报纸应以新闻呢为主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外国人。

—— 《日本大众传媒史》

《朝日新闻》到东京开拓市场，是这一时期报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 ... ...大阪式的彻底的商业主义做法是东京的报纸所不曾想到的，一时间，报纸的发行量集聚上升。

—— 《日本大众传媒史》

现存早期的训读资料（8世纪）全都是佛经，训读起源于佛教寺院殆无疑问。中国自从南北朝以来佛教大张其道，而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正当其时，因此，佛教的影响远远超过儒家。当时的日本僧人通过种种管道，如阅读相关资料，或随着遣隋使、遣唐使去中国直接观摩或参加译经现场，对中国梵经汉译的具体程序非常熟悉。

—— 《漢文と東アジア》

清代是近代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极其重要的阶段，可以说，清史一半以上的内容就是所谓的民族史和边疆史。清代的民族史和边疆地区史是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半的清史。如果仅仅把中原内地的历史视为某一朝代的“正史”，而将周边的民族和地区之历史与内地历史分开对待，甚至认为是这一时期“正史”的附属内容，那么将会歪曲历史，小化中国，矮化中华，这无疑是大错特错。

—— 《满文档案与清代边疆和民族研究》

禁止法外拷讯的命令一再颁布，正好说明了这种现象的严重和禁而不绝。许多无罪的人便是在严刑拷讯下被迫“诬服”，许多冤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 《元史研究新论》

在中国史学史上，官方史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项内容：1。制度化、规范化的记史和修史机构；2，官方切实控制和管理下的史籍编纂；3。官方的史料和官修史书；4。官方历史观与史学思想；5。官方史学的政治作用和学术地位。前三项是构成完整官方史学的基本要素，只有前三项内容大体具备，后两项内容才有必要涵括于官方史学的范围之内。

—— 《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赓续不衰的官方史学，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的繁荣兴盛局面。但迄今学界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大多重私家而略官方，尤其是尚未将古代官方史学作为独立专题予以深入分析，因而也就未能深入考察官方史学存在的深远影响。

—— 《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一个科学事实一旦被建立，很可能在某个时侯、某个领域被推翻，而在其他领域仍然被认为是“事实”，在大众的头脑中继续存活下去。

—— 《Sexing the Body》

机械钟的发明和在所有社会成员中的实际运用推广，对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具有决定性意义。时钟体现了一种“虚化”时间（empty time）的统一尺度，以这种方式计算，便可精确地设计每日的“分区”，比如，对“工作时间”的确定。

——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可以从空间和地点相分离的角度来理解“虚化空间”的发展......在前现代社会，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互动情势。

——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言语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还是财富的符号，也是权威的符号。

——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西方女性主义“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不是一个统一体”； —— “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西方女性主义的局限性，并不排斥它的可借鉴性”。

—— 《女性？主义》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积累的实证文献已经说明妇女作为新闻工作者、电影制作者或出版商、广告商等在媒介组织中的权力仍然十分有限，产业内有更多妇女并不能促成性别岐视的改变，那么“需要有更多的妇女能从政治角度理解妇女的从属地位现在如何在继续，并能有改变它的决心。”（ Arthurs，1994：100）

——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