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汉漠拉比时代一样，在如今，报应、剥夺犯罪能力、威慑和改造依然是惩罚的目的。也许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某一目的曾古据主导地位，但刑罚制度始终包含这四个目的，即便比重有所不同。p4

—— 《刑罚》

我的一位羌族朋友，他是一位熱心保存本民族語言文化的知識分子。有一回，我的一位同僚語言學者找他提供羌族語匯資料。經過兩天的折騰，最後他只得將他沒讀過書的太太請來幫忙；他的“鄉談話”忘得差不多了。這是很普遍的語言、文化與認同現象——男人特別關心本民族的傳統語言文化，但女人才是這些傳統語言文化的實踐者。

—— 《蠻子、漢人與羌族》

再则，假如我们相信行动者均与制度处 在一种相互对话的关系当中，那么我们在政治中最常观察到的，就应当是正在试图“化圆为 方”、协调同一时期内混合型动机需求的各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自身内部就包含着受不同混合型动机需求遗存至今的影响的各种制度。

—— 《制度为什么重要》

集体层面的文化记忆存在于我们的歌曲、仪式、庆典、故事或其他中介物之中，只是在那里等待被发现。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的文化记忆区别在于： 我们通过危机发现个人的文化记忆，通过歌曲、仪式、庆典和其他中介形式发现集体文化记忆。在个人层面，文化记忆的他者性隐藏在我们之中，在集体层面，它就在那里向我们敞开着。

—— 《文化记忆》

联结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可能是某个词、某个形象、某个人，或者其他特殊、具体的东西，它们激发了个体意识中的他者性，引起个体的关注。这种他者性就是文化记忆，是我们的过去在召唤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将我们吸纳为它的一部分。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因此获得意义，我们的存在得到确认。

—— 《文化记忆》

杜德贞对中国卫生的观察报告使其作为中产阶级欧洲人的观念及其对病因的医学理解陷于混乱，让他深感矛盾：一个民族为何能够如此缺乏清洁卫生而又同时过着健康的生活？令杜德贞感到尤其不解的是，他所观察的中国人中普遍不会得急性发热，但这一病症却困扰着他的祖国英国，他看到大运河边居住的天津人种种“恶心的习惯”，但在这些人的头脑中却“不会将脏污的河水与伤寒热联系起来”。

—— 《Hygienic Modernity》

因为控制了清帝国的一角，日本得到了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并驾齐驱的地位。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灵活地在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亚洲”世界里调换自己的位置。它之所以得到这种世界级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地位，部分要归功于它表现出自己分享了卫生、卫生警察和细菌学的语言——包含在日文词语eisei（卫生）中的现代技术。

—— 《Hygienic Modernity》

尽管成功遏制住普军的攻势，但此时的丹军指挥官克里斯蒂安·德·梅萨（Christian de Meza）及其他高层将领，却出乎意料地决定后撤至弗伦斯堡（Flensburg）进行休整。于是，在2月5日，40000名丹军携带着火炮开始总撤退。

—— 《俾斯麦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

如果普鲁士在这场战役中落败，奥地利就完全有可能成为整个欧洲大陆最强大的政权。

—— 《俾斯麦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

如果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历史仅限于他们的远征，或者仅限于在寻找新牧地中发生的尚不清楚的那些小冲突的话，那么，它们的历史简直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就目前的利益而言。人类史上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游牧民对南方的文明帝国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反复出现，直到征服成功。游牧民的袭击简直是一种自然规律，是由盛行于他们土生土长草原上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

—— 《阿提拉、成吉思汗与帖木儿》

……抗议之所以达到如此广泛的容度，原因并不在于任何革命的企图，而在于人们对公民自由的要求……

—— 《墨西哥史》

“假黄钺”是三国时期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有代表皇帝亲征之意，当位高权重的大臣出征时，皇帝往往会加以“假黄钺”称号以增重权威。不仅司马昭曾“假黄钺”出征，曹休、陆逊等人亦复如是。刘过使用该典故无非是说希望朝廷授予韩侂胄专征之权，统军恢复中原。

—— 《恢复、道学、权臣》

陈亮已注查到孝宗在用人上不重科举的特点，指出：“自龙兴，乾道以来，不以科甲用人，从癸未数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过三四人。” 又有王天觉，“知贞符县，代还，以聚敛、击刺之术，因左右以见…既而改京秩，除枢密院编修官，兼检讨文字”。

—— 《恢复、道学、权臣》

阁下凭经验应该知道，亚洲的贸易必须由阁下自己的武器来保护，而这些武器必须由贸易所得的利润来支付。因此，我们不能进行没有战争的贸易，也不能进行没有贸易的战争。 一简·皮特斯佐恩·科恩，约1614年

—— 《贸易与殖民》

按：张光裕《小谷山房杂记》云：光绪间，李瀚章督粤时，有鸣盛堂商人李昇平禀准在西关多宝桥外河边建设西关戏院，仿上海戏院款式，坐北向南，前俯菜塘，后枕涌道，左系空地，右近大河，与附近居民并无阻碍。遗址当在荔枝湾附近。

—— 《广州城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