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16 有让喀尔文震惊的闪电的图画：“我妈妈说闪电就像一棵圣诞树——那种穿越天空，明暗闪亮的情形”，他说着，道出让诗人引以为豪的令人愉悦的描绘。

—— 《普利策新闻奖 特稿卷》

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主义在乎的只是“我们”与“他者”的区别、如何用“中国的”价值代替“好的”价值，以为只要是“中国的”，在价值上就一定是“好的”。这种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因为“我们的”价值无论在逻辑还是历史当中都无法推理出必定等同于“好的”和“可欲的”价值。

—— 《启蒙如何起死回生》

多数人的暴政与少数人的暴政都是暴政，人数上的多寡并不能伪饰其暴力的实质。

—— 《正义与幸福》

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政治秩序不但没有颠覆或者削弱古典的自然正义（正当），反而是对后者的一个补充和拓展，合乎权利的秩序不仅没有与合乎自然的秩序相冲突，而且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上，合乎权利的秩序就是合乎自然的秩序——因为它力图摆脱任意区分以实现恰当的平衡，并且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然本性与潜能。

—— 《正义与幸福》

霍布斯看到了一个特殊的机关——权力的具有拥有者，但没有看到有机体。卢梭则视有机体为一个整体——一般的拥有者，但没有看到能够行使主权权力的机关。最终，人格的观念，无论是人民的人格还是部分人民的人格，充其量是一个完全不真实的虚构人物的人格。 …… 这种人是个体集合之缩写，主权的拥有者不是一个真实的实体。

—— 《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

人世间最大的灾难，在任何时候，总是那被称为哲学的东西。 德迈斯特

—— 《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

统治者最终授予银行家特权，允许他们出于自利的目的使用储户的存款，好让自己能够利用银行体系牟利，这比税收更快、更容易。

—— 《Money, Bank Credit, and Economic Cycles》

房间里没有开灯，陈朗是故意不开灯的。在她不多的几个朋友里，夜晚算是一个。她有时候这样静静趴着，等待暮色降临。多么忠实的朋友，陈朗想，从不失约，也不多说话，来了之后，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茶都不喝一口。像一个曾经追求了陈朗一辈子但如今已口干舌燥的情人，那么安静地坐着。无言，无语，无条件。

—— 《余欢》

但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言：“历史文献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他们的福分，如此一来，他们用来复原历史原貌的那些材料就有了强力粘胶剂，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是资料，正如考古学资料是我们复原历史的材料一样。”（页下注：张光直 著，印群 译：《古代中国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346页。）

—— 《鼏宅禹迹》

历史文献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他们的福分，如此一来，他们用来复原历史原貌的那些材料就有了强力粘胶剂，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同时，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史，未必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历史。通过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文献是资料，正如考古学资料是我们复原历史的材料一样。

—— 《鼏宅禹迹》

一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和文献史学这两门学科无论在理论方法基础材料、研究对象和范围，还是学者的自我意识上都有重大的进展。而考古学的这种长足进展完全超越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简单互证的范畴，它早已不再是“历史学的侍女”，而是充分借鉴艺术史、民族志、语言学、口述传统乃至自然科学的多重证据来全方位研究过去人类的生活和社会变迁。

—— 《最早的帝国》

明代的中西关系以1557年葡萄牙占据澳门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除了陈诚出使哈烈和郑和七下西洋，明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基本上维持在朝贡和册封的有限交往上。后一时期，即15世纪以来，由于新航路的发现，欧洲商业殖民势力及传教士东来，中西关系出现了巨大的变局，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势力相继叩关，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便成为中西关系的主要内容。，

—— 《文明》

由于亚欧大商道的存在，荒漠绿洲本身也就起了变化，即陀不仅改变了早期绿洲农牧业各半的社会经济形态，使之主要转向农业，并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贸易的因素。绿洲因而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大型绿洲内的城镇村落，呈现出商业都市的面貌。来自亚欧各文明区域最好的物流贸易所提供的商业利润推动了各个大型绿洲地理单元的财富积累，使其变成了绿洲商业小国。

—— 《重走天山路》

366年，敦煌开始了石窟的开凿。后来北凉为北魏所灭，北魏把凉州的大部分僧人接到首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这些凉州僧人成了北魏初期佛教的主导者，著名的凉州高僧昙曜还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可见凉州佛教的深厚影响力。

—— 《灿烂敦煌》

真爱不是占有，而在于放下执着。无执才有资格、有能力去全然的爱护众生，这是一份无缘的自在。

—— 《大圆满前行释修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