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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命,好像都用来回忆没有完全经历过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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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认为,中国人喜欢看杀人,这可以提醒他们自己,他们的生命是多么朝不保夕。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喜欢残忍,这可以提醒他们自己,以为世界不是残忍的想法是徒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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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国人,吉姆很了解,他们是一个冷酷和常常是残忍的民族,但是他们总是死抱在一起,这是他们优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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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喊了一声:“啊”然后说:“他们有命令,他们一生,都被人训练要服从,只有服从才能获得荣耀。犯罪从何而来?是何种程度的罪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结束?对于这些可怜人,我能想象到他们的不安:仅有五十个!而我们是一百多个,多么可笑!已经没有时间下命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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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它没有结局。如果故事是想象的,人们会为它找到一个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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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滩头阵地地区的“法国内陆军”情报负责人纪尧姆·麦卡德(一位法国著名的自行车手,不久后他在环法自行车比赛中取得了好成绩)骑着自行车以极快速度沿着海滨大道将命令送到一个个小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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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部队中更让人愤恨的是法国维希政权的保安队,这是一支3万人的半军半警式的部队。这些人曾下跪发誓对贝当元帅忠贞不二。对于保安队来说,与法国内陆军的战斗等同于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法国被解放,他们所能期待的最好的下场就是被立即执行死刑。事实上在1944年夏,法国大部分地方进行的都是一场内战。“马基”和保安队在这场日益野蛮的战斗中互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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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一战”比作影响深远的大灾难,“二战”就是灾难的顶点。“二战”造成了欧洲文明的完全崩溃,标志着在“一战”中成形并导致后来20年间欧洲不稳和紧张的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终极冲突,成为重塑20世纪历史的决定性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欧洲。欧洲在“二战”中险些毁掉自己。它最终存活了下来,但变得迥异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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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心灵让他成为一位如此卓越而讲究奢华的朋友,因而在他身旁,人们常常感到有些紧张,仿佛因某种感知的贫乏而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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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通常是私刑,而私刑通常是一种娱乐,就像不用手枪而代之以新闻报道。 所谓危险思想,乃是企图将常识付诸实践的思想。 不足十五岁的我在为尊德的志向感动地同时,还心想未生于尊德那样的穷人家乃自己的一个不幸,正如原已身带铁链的奴隶希望得到更粗的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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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方面看,概念总之必须首先被认为是对于有和本质,或对直接物和反思的第三者。在这种情况下,有和本质是概念的变的环节;但概念是它们的基础和真理,作为同一,它们就沉没并包含在这个同一之内。它们包含在概念之内,因为概念是它们的结果,但它们又不再作为有和本质,当它们还没有返回到这种统一时,它们才具有这种规定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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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绪、我的认知过程、我的思维方式、我的人格特征,它们都是不同的心理结构,不等于“我”这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就跟我的发型、我的口音差不多,虽然长在了我身上,但只要我不满意,就可以想办法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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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似乎都把生活当作投机。生活不是投机,而是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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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吉能:我实在看不出求婚有什么浪漫。谈情说爱固然很浪漫,可是一五一十地求婚一点儿也不浪漫。啊,求婚可能得手。我相信,通常会得手的。一得手,兴头全过了。浪漫的基本精神全在摸不定。万一我结了婚,我一定要忘记自己是结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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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事情往往不可一概而论,但是如果每一句话都要照顾到例外,话就说不痛快,也说不漂亮,警句也就无从产生。警句是智慧的结晶,语言的浓缩;它把次要的成分都剔开了,所以不是百分比的统计数字,而是真理的惊鸿一瞥,县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