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袋之制始于唐，内放鱼符，上刻佩者官职名姓，作为出入宫廷的物证。宋、辽、金皆沿其制，但将外形作鱼形，以明品级。六品以上始得佩鱼，凡佩鱼之官服，又称章服。未到级别而佩鱼，称“赐鱼袋”。左上即辽国之鱼袋，出土于内蒙通辽龟山辽墓，入葬期约为宋徽宗初年（1101—1110），这是迄今所见之唯一实物。其高约8cm，上一孔，为穿挂用。

—— 《大宋衣冠》

当一件事，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直接开始做吧。只要开始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三步。

—— 《精进》

克服过度准备的惯性，向前一步，把未完成的事情完成。

—— 《精进》

他把自己的宝藏珍藏在心里，不让它在睡沫横飞中浪费掉。

—— 《契诃夫的玫瑰》

不经耕耘便果实累累的天国花园独立于时间之外，没有荣枯，永恒不死，也就无所谓美和不美。唯有生命有限，美才成为必需，才成为可能。事物一旦缺失了时间的钤印，缺失了荣枯变化，也就无所谓美，美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即便是伊甸园的美，也是以人世间的艰难、时间意义上的生命的短暂作为参照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照，它的美也就没有了根基，失去了意义。

—— 《契诃夫的玫瑰》

常嘉陵却始终站在雨中，望着母亲蹒跚的身影逐渐远去。那是在分别之后，他唯一一次见到母亲。母亲的命运已经经历了颠覆性的转折，解放后，赵忠清入狱，最后病死在狱中。陈芝秀改嫁给一个工人，她长年靠帮人洗衣服、料理家务获得微薄的收入，从此再也没有拾起刻刀。

—— 《敦煌》

1972年，万庚育率先被“解放”了。陕西西安懿德太子墓发掘，文化部要求敦煌文物研究所派人去临摹壁画。万庚育恢复了自由。50岁的万庚育心有不甘，问道，你们把我批斗了这么多年，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问题。

—— 《敦煌》

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福柯提出人们对语言的态度大约有三个阶段的变化：在前理性主义时代，语言是客观事物，人们发现语言有神奇的作用；到了启蒙主义时代，人们试图通过语言发现客观事物的规律；到当代，语言和它所代表的事物已经分离，人们落入了语言的陷阱，钻入了语言的迷宫，最终什么知识与信息都无法获得。

—— 《文学理论（新修订版）》

就文本而言，查特曼的结论是：“在我看来，有两种叙事修辞，一种旨在劝服我接受作品的形式；另一种则旨在劝服我接受对于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某种看法。我认为，文学与电影研究者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探讨这两种修辞和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

—— 《西方叙事学》

“隐含作者”就“编码”而言，就是处于特定创作状态、采取特定方式来写作作品的人（仅涉及创作过程，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人）；就“解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读者从整个文本中推导建构出来的作者的形象。

—— 《西方叙事学》

有关集体行动的新进讨论已经确认了社会群体内部的机制，这些机制通过理性的个人便利了集体行动，弥补了狭隘的个人理性的作用。值得注目的是，这些机制由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来支撑：稳定、孤立、信息丰富、公认的价值观以及多重性。因此，我们的模型村至少体现了集体行动——由处于乡村社会语境中的理性小农参加——的某些形式的社会基础。

—— 《理解农民中国》

国民党的民国政府更广泛地继承了这种上层社会活动的传统（虽然规模宽广得多）和19世纪50年代已开始的富国强兵运动。 中共强调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打破旧的机构并让农民闯进去的政治策略。但是把知识分子赶下来的阶级斗争，是一种民粹派式的蛊惑活动，说不上是建设国家。

——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两个庞大的体系把中国这个国家紧紧地捏在一起― 占统治地位的上层士绅和文字书写制度。3000年来这两者相互支持，并生共存。

——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导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工厂劳工阶级在中国还只是刚刚萌芽，但欧洲无政府主义理论，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 《中国：传统与变迁》

陈王诗曰：“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余读之而悲，盖悲乎人之不如鳞虫，自昔而然也。后之读余是注者，傥亦有悲余之悲陈王者乎！

—— 《曹子建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