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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和社会制度是由国家权力与个人这两个相互对抗的因素构成的。这是一种二元对立论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就必须对国家权力有所制衡。国家越是不尊重人民的合法权利,人民就越可能破坏国家的法律制度,因此国家也就越加需要依靠峻法酷吏,结果形成一个由恶棍来统治暴民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没有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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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活动都是由公民社会,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的 读书的关键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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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阅读中,读者不是专家,也不是“文学青年”,而是普通人。他们因分享人类的普遍价值和人性而能与任何他人一起阅读哪怕在时代、文化、文字上与他们自己再隔阂不过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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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帮助我们探索未知的感官世界,比如一个从未听过的奇闻或者一个人的精神领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电影,我总觉得它跟怀旧有关,似乎那些影像所保留的一定是旧日时光,而我们看电影也总是有种特别美好的氛围,仿佛染上了一层辉煌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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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通常会觉得前面的人生好漂亮,然而翻过山之后就慢慢衰老了。整个世界不断分崩离析,包括记忆的沦丧和感情的沦丧,一切都被拆毁掉。虽然这篇小说有一个看起来还挺感人的结尾,但我们知道夕阳无限好,终究是要下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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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一辈子专写小事、家庭、女性和人际关系,而且全都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背景下,很多中国人会说这可不像是大作家,大作家要写大时代、大东西嘛。我觉得限制对于创作来说有时候非常重要,等于是给自己一个框,那个框就像画布一样,有个尺寸在那儿,你在上面画画就得考虑空间、构图和布局,假如画布无限宽广,如何去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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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地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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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文字非常轻,可构句方法又极绵密,营造出的文章都有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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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做一个好老师真的不容易,他至少得能随时随地的反省和批判自己,能保持一种真正的谦卑而不是伪装做作,这种品质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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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预约便已走来 四月的芳草正沿河铺开 几乎没有笑过就要离去 任眼泪随河水漫过心怀 几乎不曾相识便开始表白 五月的落花正逐水徘徊 几乎不曾暗示便默然相许 如漫漫长夜点燃一盏灯台 几乎未能吻别便开始等待 六月的晚风吹清露满腮 几乎未能道破便成了隐秘 被岁月在心底深深掩埋 那一个字说了等于没说 那一个字不说如同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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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正如一位波兰历史学家所说:“关注未来不能视同愿意忘却。决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而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终将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悲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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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民主是缓慢的,它包括收集意见,争取共识,积极寻求尽可能公平的解决方案。它要求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慢下来,即使他们看到了可以冲锋的机会,也要等一等。这长达数月的抗议活动产生的最大象征意义便是,公义并不会追随金钱的膨胀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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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人都找不到自己的道路,甚至放弃了去寻找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最终就会充斥着陈词滥调,而人们在其中长久地生活,以至于失去了判断力与感受力,最终产生更多的陈词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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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托夫斯基《迈向质朴戏剧》 “我们为什么和艺术发生关系呢?我们是要穿过我们的藩篱,逾越我们的限制,填补我们的空虚——彻底实现我们的抱负、这不是一种条件,而是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身上黑暗的东西逐渐变成了透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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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赵元任)相信:“(爱丽丝)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很难翻译到'传神',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做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