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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们的价值和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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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举国士气衰落,人所共知。这种现象与“卡里斯玛”在社会中破灭以后文化和政治秩序解体、先前建立的社会行为规范遭到破坏时的情景不无共同之处。中国社会的终极“卡里斯玛”中心所在是王权,一旦王权覆亡,中国社会的“卡里斯玛”便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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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许多中国和外国观察家已告诉他们,不允许思想自由市场的存在,就不可能走向商品自由市场,不建立政治交流和参与的渠道,就不可能调动经济上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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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參與了一項外交政策的制定過程,而且對該政策持反對意見,那麼我可以辭去官方職務。但是,我的國民身份並沒有發生變化,我的國家仍然執行著令我日益憂心的外交政策,我的鬱悶與不快並沒有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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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就是人们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以及政府运用公共权力而进行的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过程。对这一概念作如下理解: 一、社会需要进行资源分配 二、分配必须是权威性的 三、权威性的分配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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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分析单位发生了变化,但仍可以发现,多元主义的政治观依然是社会本位的,而非国家/政府本位。在这一意义上,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是自由主义的一种特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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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人标准: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书法),楷法遒美。四曰判(写文章,判案子),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德一样时以才能分之),才均以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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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决心让阿刻戎流动起来。他喜欢使用经典性引语Acheronta movere(我将去阿刻戎),不过,他自然更想将这归咎于自己在内政方面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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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的民族实体能够滋养民族主义,正如太多的民族主义能让一个民族衰落一样。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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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下令小学要教唱新编国歌,想借此凝聚前哈布斯堡帝国残存下来的少数几个省份——其他地区有的独立了,有的被归入其他国家——的向心力,培养其国家之爱,并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操。可惜不太成功,因为这些居民的唯一共同点,便是他们都想并入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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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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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就像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一张桌子,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只有与从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他人分享共同人类世界的经验,才能让我们全面地看待现实,并发展出一种共享的共同感。否则,我们每个人就都会被抛回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经验中,在那里,只有我们自己的感情、需求和欲望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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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意识形态源于这样一个信念,即食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它基本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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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大军仍然以中年人和老年人为主,也许是因为中年最有可能获得权力,而老年人更加关注的是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如今的美国选举中,70岁以上的人群投票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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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大部分的胜利是由于对对手使用的诡计,但是希特勒有技巧的行动也是很少有疑问的。他不仅使他的对手相互斗争,而且他也尽了相当大的努力来使他们确信纳粹德国抱有良好的意愿。就像诺曼·里奇(Norman Rich)指出的:“为了掩盖或模糊他的真实意图,希特勒一点也不专注于他的外交和宣传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