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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感到爱情是我身上最美好的东西,我的一切美德都由此而来。是爱情使我超过我自己。要是没有你,我会重新落到我那平庸天性的可怜的水平上。正由于我抱着与你相见的希望,我才永远认为最崎岖的路是最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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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崇拜通过文字和图像两方面建立了第一个“复古”的范式。由于早期中国绝大多数民众不识字或仅识一点字,在他们反复参与的崇拜祖先的宗教礼仪活动中,具体的视觉形式(包括建筑、仪式表演、器物、图画、装饰等等)肯定会比文献起到更大的规范、引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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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贞则提供了一种更为繁复的说法:"人物自顾恺之...以至于张僧繇、吴道玄一变也。山水至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又一变也,大痴(即黄公望)、黄鹤(即王蒙)又一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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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连连落第令文徵明难以消受;他很有个性地归咎于自己不会或不屑写八股文(因为他致力于古文)。当唐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乡试时,文林致函予其子文徵明:“子畏(即唐寅)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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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不应该把学院看作是为了培养艺术家而存在的。学院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是对知识性、技巧性的东西进行总结和传授,然后再这些领域上进行深度挖掘。艺术性不是被“教”出来的,而是艺术家在学习了知识、经历了思考之后,创造出来独创性的东西。否则的话,只要把技巧和知识教给人工智能,它一样也可以进行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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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照着照片上的各种灰色临摹,还不如观察亮面、中间灰和阴影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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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达芬奇)的时代,原来是一般画家致全力于技巧,要求明暗、透视、解剖都有完满的表现的时代;他自己又是对于这些技术有独到的研究的人;然而他把艺术的鹄的放在这一切技巧之外,他要艺术成为人类热情的唯一的表白。各种技术的智识不过是最有力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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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长远来看,世界是被观念所统治的。很明确的是,自由主义只可能在这种观念广泛传播并且被相当大数目的人们所采纳的情况下取得胜利。因此“教育”成了自由获胜的一个必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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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Prudence),在所有事物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审慎将领导我们去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这些计划不符合抽象观念所表现出来的充分的完美性),而不会引导我们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要实现这种计划就必须打碎整个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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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发生的所有变革中,中庸(moderation)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不仅和平友善,并且强大有力。这是一种精心选择的、调停纷争、妥协互让、促进和谐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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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存在这样一个核心事实:一个人将自己看做执行另一个人愿望的工具,因此,他认为自己无需对其所作所为负责。一旦出现这种重要的观点转变,服从所有的重要特征就会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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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不愿意死去的程度应该取决于他未竟的事情,取决于他所剩下的做事能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完成的越多,剩下的能力越少,他就应越愿意去面对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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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先生们,我可以证明,我么的本性中有更好的部分,这就是驱使并折磨我们的那种高尚的忧虑,这就是希望拓宽我们知识以及发展我们能力的那种欲望。我们的使命要求我们不仅仅是快乐,而且还有自我发展;政治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利、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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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尊重的宗教信仰是由信徒自由且自愿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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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政府应该提供一种权利框架,尊重人们作为自由且独立的自我,他们能够选择自己的价值与目的。既然自由主义宣称公正的程序优先于特定的目的,那么它所形塑的公共生活就可以成为“程序共和国(the procedural republ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