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她回想起“一味跟随丈夫”的岁月和那些蹉跎的时光，于是开始绝食并提出抗议：“他不希望我有任何火花、任何冲动，在他看来，那些都是魔鬼。他希望我永远软弱，永远不成熟，永远微不足道。”

—— 《秘密缪斯》

女子为事实所迫，自己的本能和理性，渐渐退化。男子乘此机会，根据自己的“迷信”和“自私心”，把诱惑主义来骗女子，把势利主义来欺女子。女子受惯了欺骗，只觉得自己地位，当然如此——他人也觉她当然如此，于是专在“事实所迫”的范围里寻生活。因果循环，无有休歇，女子人格遂丧失了。

—— 《民国思潮读本（套装共4册）》

女子在家里，专做那零碎、卑陋、无味的家事，一个人心力，已消磨够了。还有什么机会和工夫去接触外界的事实和思想？还有什么机会和工夫去研究学问？历世相传，积非成是，便成了风尚。仿佛 那些德性问学的事情，只有男子是专利的。从此那真实确定的“人生观”，不复涌现于女子的精神界。原来她们爱好真理的理性，已渐渐淘汰无余了。

—— 《民国思潮读本（套装共4册）》

南北东西去，茫茫万古尘。 关河无尽处，风雪有行人。

—— 《虎溪山下》

欧拉在这封信中借用了莱布尼茨创造的术语geometriam situs，意思是位置几何学。这个术语后来变成了位置分析学，最终又变成了拓扑学。莱布尼茨指的是一个新数学领域，它“直接与位置打交道，就像代数与量打交道那样”。关于欧拉是否误解了菜布尼茨的术语，学者们意见不一；尽管如此，欧拉确实认同菜布尼茨的想法，觉得需要一种新的数学技巧来处理七桥问题。

—— 《欧拉的宝石》

文帝时代真正让百姓怀念的，不是吃饱了肚子，也不是政治清廉——这些都只是后人虚妄的想象——而是朝廷放松了对社会的高强度管控。这种放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上放弃了对刑徒的依赖，不再像秦帝国那般大搞刑徒经济；二是实施司法改革，让国家暂时走出了举报型社会。

—— 《从刘邦到王莽》

“清流党”一词，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来说，已经成了一个有意酒的词了。其所指涉，乃光绪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一尤以前二者为盛一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要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是，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国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电由于这就官管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缓之势，遂有“清流党”之称。

—— 《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

人类总是在与自然的妥协与抗争中进步。自然提供给人类生存条件，又不断地给人类制造麻烦；人类依靠自然而生存，却不断人为地破坏生存环境。国家及其他公共权力存在的必要性之一，很大程度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减轻乃至化解自然对人类的危害。所以，国家赈济与社会救助乃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国家动员则是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但这座桥梁的建造和维护却是永久的难题。

—— 《走进明朝》

通过有意识地扼制“南人”特别是江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士人，以缩小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差异，达到南北平衡和政权巩固，是明代政治体制和统治方针的基本特征。明太祖以降的历代君主对南人的压制，正是这一体制和方针的表现。虽然这种压制以牺牲局部经济发展为代价，但在客观上却保证了政治大局的稳定。而这也是中国历代政府的一贯做法。

—— 《走进明朝》

“我只要自己的接力棒。” 既然如此，那自己从零开始制作作品啊一我想是这么想的，但他们不可能有那样的能力与执行力。自己拿不出企划，也写不出剧本，只会把别人的剧本越改越烂。还得意扬杨地把那当成“自己的作品”，反正我受不了这种蠢货。

—— 《“妄想”的产物》

“这份分镜岂止把剧本改难看了，它连商品都算不上，就算我真的是‘世界级天才’，也不会一声不吭地放过它。”

—— 《“妄想”的产物》

星期六，我走上街，发现天空非常晴朗。这是第一个有阳光却没有母亲的日子。我戴着眼镜哭泣，那一天，我将会哭很多次。

—— 《最后一个梦》

我觉得这很消极，特别是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我从周围的事物中汲取了很多营养来写剧本，我的母亲，我的童年，我在学校与神父一起度过的时光，我在马德里的青年时代，“新浪潮”时期最常往来的数十位朋友，听到的对话，某些友谊的来之不易，痛苦，也来自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如果有什么事是我年轻时就确信的，一定是我永远都不会无聊。现在我很无聊。这就是一种溃败。

—— 《最后一个梦》

人活着，需要点非分的、虚幻的东西，这就是艺术的目的。新浪潮所反映的也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现状，我们也不能这样要求新浪潮。只能说这些人尽最大努力，用作品填充着生活之外的“生活”。

—— 《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

身在这股拍片热潮里的侯麦曾说：“从来不可能既做导演，又做编剧。然而，人们终究带着电影剧本和把剧本导演出来的雄心壮志突然地涌出来，并被接受了。”

—— 《法国电影新浪潮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