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尚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深信，案例研究只适用于研究活动的探索阶段，调查法和历史分析法适用于描述阶段，而实验法则是解释事物间因果关系的唯一手段……然而这种等级观念是很值得怀疑的。……每种研究方法都可以服务于三种目的——探索、描述，或者解释

—— 《Case Study Research》

斯坦因所獲敦煌繪畫品Ch.1v.0023《四觀音像》題記：一爲當今皇帝，二爲本使司空，三爲先亡父母及合家長幼，無諸災障。咸通五年（後缺） 咸通五年時，本使即歸義軍節度使，司空指張議潮無疑。

—— 《归义军史研究》

希罗多有喜好夸大其词的坏名声，然而他的许多论述与后世学者的发现是一致的

—— 《文明中的疯癫》

Jowett曾杜撰過一句很好的格言：不緊不慢，不勞不息。我們大多數人都需要娛樂和變換興趣，以防止變得遲鈍、呆滯和智力上的閉塞。摩根曾有一次說，他不能用十二個月，卻能用九個月做一年的工作。

—— 《科学研究的艺术》

然而，嚴格遵照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的工作時間是不能做好研究工作的，實際上，有些晚上必須用於學習。從事研究的人必須對科學真有興趣，科學必須成為他生活的一部份，被他視為樂趣和愛好。

—— 《科学研究的艺术》

因此，他所要做的，不仅仅是要在以科学、理性作为主流观念的现代社会里，强调西方文明还有另一个起源，这个起源同理性一样重要，必不可少，而且还强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既非并置互补，亦非含糊不清，而是无限对总体的“超逾（au-dela）”。超逾并非对总体的否定，而是让哲学从自明性的经验出发，回溯到一种不再能根据自明性来述说的处境，此即与他人相遇。

—— 《列维纳斯与“书”的问题》

莫特关于便士报出现的意义，仅仅看到把普通人纳入了报纸读者的范围怕是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它们让普通人占据了报纸运转的中心——既是报纸报道的对象，又是报纸服务的对象，而不再是党报时期的那些政治显赫人物和它们的政治争论。 这也就难怪，舒登声为什么要把便士报的“新闻就是每天平常生活”这一原则，称之是“以民主态度对待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的一个开端。

—— 《传者图像》

以一己之需，故意使因果关系极端简单化，是学术研究的大忌。

—— 《传者图像》

炀帝性好读书，西京所藏，多至三十七万卷，命柳顾言等除去重复的，得正御本三万七千余卷，成《大业正御书目录》九卷。唐初平王世充，尽收没所有图书，命司农少卿宋遵贵溯河运至京师，经过砥柱，船覆，书亦漂没，只存目录。

—— 《文献学讲义》

仁宗景祐初，以三馆及秘阁所藏，诏王尧臣等访《开元四部录》之体，编成目录六十六卷，所收有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元年十二月进上，赐名《崇文总目》

—— 《文献学讲义》

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经济一无所知，这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经济零和观；在这种零和观念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所获得的利益，就正好反映了其他个人或集体的相应损失。根据哈罗德·拉斯基的说法，“资本的利润和劳动力的酬劳，在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双方是在分割一个总数，而每一方所希望得到的，都超出另一方所愿意付出的。”

—— 《知识分子与社会》

20世纪的这些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与神智论的联系无一例外地产生于对现代的焦虑，他们以各种形式急切地寻找“另一个”世界。我在这里提到这些人名不是说他们对于西藏有什么特别看法，而是为了说明现代西方的文化想象、社会心理和政治运动中始终有着神秘主义的极深渊源，而西藏在当代西方精神世界中的位置正根植于同一神秘主义的脉络之中。

——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

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已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后世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往往倾向于根据事件的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但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情境的当世人而言，他们是雾中之人，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纷繁复杂、利益纠结的现实政治，他们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

——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修订本）》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山水在谢灵运的诗歌中依然壮美而奇异，它们却变得日趋荒芜孤寂。诗人不仅缺乏交流的同伴，同时也要面对一个失去了神仙、异人甚至隐士的大自然。这些人物虽然出现在诗人阅读的典籍中，但是在现实中却不见踪迹。当谢灵运凝视山水时，山水不再能够提供任何给他秩序和安慰的哲学理念。相反，他眼中的世界已经失去了光明，诗人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迟来之感。

——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

參看麥耘《漢語聲介系統的歷史演變》（載《樂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華誕慶祝文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天津）。

—— 《音韵学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