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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国民党的领袖是捧出来的,共产党的领袖是比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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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草房的造价,我记得是2000元,我卖了一部《天下群国利病书》,1200元,还卖了一部《汉书》和一些杂书,凑够了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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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锦云的父亲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见过的唯一的国民党人。后来オ得知,其实姚锦云的父亲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国民党,而是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亲自给延安送过成千上万的银子过去,表示对共产党的支持。这也许是他在1949年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之一。毕竟,他以为他是有功于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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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了,当地人对那段历史有什么评价呢?带着这个问题,作者采访了14个人,从中挑选了6份谈话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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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迪仿佛生来就是一只蝴蝶。他从来就没做过蝶蛹,化蛹成蝶的经历当然无从谈起。弗雷迪讨厌变成老人。在我看来,这是他发现自己得了艾滋病后,反应没有那么激烈的原因之一。蝴蝶在衰老前死去,并不是一个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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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我是一个乐观主义的悲观者和一个悲观主义的乐观者,我是双重的、两面墙的,有着拉伯雷式的笑和赫拉克利特式的哭。大写的"是"与大写的"非"是彼此相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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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艺术的目的, 仅在于确定,而非撒谎, 因为,它的基本定律, 毫无疑问,就是细节道德独立。 ——布罗茨基《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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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布罗茨基这里,米沃什又补充说,主要的东西就是“他的绝望,这是一位20世纪末诗人的绝望,这种绝望只有在与某些信仰准则相对峙的时候才会获得充分的意义,这是一种有节制的绝望,每一首诗都成了对忍耐力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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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对一切都恐惧、担忧,总觉得人脸藏着暗算、杀机、邪恶、残忍、损人利己,甚至不利己而只要能损人,从污辱同类中得到乐趣等等,人内心最黑暗最肮脏最残忍最下作的一面被召唤被挑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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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我的膝盖头总是磕破、结疤,伤疤又碰开口,甚至化脓,从无完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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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里面的人通常会感觉到自己有一种增长了的“内力”(人在应付灾变危机时产生出来的内应力),以为用它来应付外面那些琐事已经绰绰有余了。...... 更重要的是,压力撤销的同事,内应力也就消失了。所以不管你在牢里曾下了多大的决心鼓了多大的劲要活出一个样儿,出狱之后大都是依然故我--你进去的时候是头驴子,出来以后就还是头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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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在于此世追求智慧、德行和感性生活的幸福,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民众平等地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启蒙运动的观念;承诺人人幸福的乌托邦理论是政治鸦片;按照统一的幸福标准建立强制所有人服从的制度乌托邦,则是跟启蒙诉求相反的政治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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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怀疑钱基博这种老先生是否真有政治学习的热情。据我观察,钱先生他们学习政治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非常善良,总希望国家好,社会好。国民党的腐败令他们极度失望,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气象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虽然再往后一点,一次又ー次的运动又寒了知识分子的心,但在最初几年,他们是真诚地拥抱新社会,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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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本来是四编,还有一编是审美意识,是一个男学生和我当时带的一个女硕士生两个人写的,以这个男学生为主。这部分写的是中西审美艺术比较,文字相当好,因为他既懂古典又懂西方,而且与他的博士论文也有关系。但出书的时候,他出问题了。出版社说有两个办法:一是保留,署笔名;一个就是删掉。后来发现署笔名不好办,别人问你这笔名是谁的,不好回答。最后就把这整十万字都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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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唯有父母的付出大概率不会断供,其他人都有定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