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行动和民族主义暴力不仅被粉饰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而且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民族生活的最高也是最理想的形式。战争不仅是建立一个新的伟大帝国所必要的，而且是国家和意大利人民兴旺发达的内在需要。战争被认为是对一个民族最为直接的考验，没有战争，意大利的“新人”就难以降临，没有战争，意大利必将走向颓败。

——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和以往的任何冲突相比，公众对这次战事真实情况的了解要多得多。人们对战争新闻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做决策时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因为军事决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公众批评，这是过去战争中从未有过的事。克里米亚战争是历史上第一场舆论起了关键作用的战争。

—— 《The Crimean War》

三层桨战舰能够以每小时10海里的非凡速度划行一整天

—— 《海上霸主》

除此以外，他一辈子都是个典型的半瓶子——一个总自认为比人知道得多，而且到处兜售其所阅读到的半生不熟的或以讹传讹的知识，最好是在一群无知的公众面前炫耀。他在领袖总部的桌边谈话记录了他那不光彩的知识缺陷。

—— 《破解希特勒》

佛朗哥继续欢快地说，跟人们经常描述的不一样，西班牙人并没有那么不好打交道，也没有那么反叛。其实他们通常很耐心，而且非常坚韧。然后他突然略咯地笑了起来，“证据是，他们忍受了我的政权这么久”

—— 《“爱国的”独裁者》

梁启超的文章之所以风行全国、具有魔力，首先，得力于他所鼓吹的、一度是先进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其次，他所创造的“新文体”也得心应手，如虎添翼。而作为改良思想的组成部分、“新文体”的理论根据的，正是他所倡导的“文界革命”论。

—— 《觉世与传世》

所谓“新文体”，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其某一时期文章体式的总结性称呼，也是他的“文界革命”思想的具体实践。

—— 《觉世与传世》

在这样畸形的社会里苟且太久，苟且会慢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苟且的原始意味会慢慢消失，苟且会被美化，会变成理所当然和不容置疑

—— 《大变局》

梁任公先生曾把中国清末民初社会思潮的变迁分为三期：在西方列强的挑战面前，中国人起初只是感到自己在器物上面的不足，如坚船利炮、声光电化等，于是有了洋务运动；甲午战败后，又感觉到自己在制度上的不足，于是又有了维新变法运动；但宪政也好，民国也好，都未能使国家富强，于是又感到自己在文化上的不足，由此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 《袁世凯评传（上下）》

教导第一、第二团，由平湖、龙冈前进，在其南粤军第七旅由药阳圩前进，在东北第二师由新墟前进，在其西北

—— 《蒋介石年谱》

如果说，一个强势政府在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较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通常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感觉到其副作用，并且这种副作用通常也更多地表现在政策层面上的话，那么一个弱国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并且难免还会引来道德层面的问题。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

绍定四年，袁甫在《应诏封事》中就提到：“中外多事，国步孔艰，宰臣之勤劳亦已至矣。三数年来，积劳成疾。”

—— 《君主、道学与宋王朝》

柏格森立即指出，面对各个封闭社会的标志性因素一国家主权，国际组织将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要获得真正的和平的话，“需要知道在什么问题上应该达成一致”。显然，柏格森隐晦的话语直接说出来就是：必须放弃国家主权。也许这才是柏格森真正的政治理想。正如沃姆斯指出的：“只有内在的政体可以站到自然社会政体的反面。”③也

—— 《差异与绵延》

唯心论的对象虽然不能作为解释经验的根据得到证明——因为这会陷入矛盾，而且这个体系本身就会转化为经验的一部分——但毕竟能在意识中得到证明。（195）

—— 《自由的体系》

把一个确定的数给予你们，你们猜想，这个数是一些确定的因数的乘积。 那个给予的数就是全部经验；这些因数就是在意识里指出的东西和思维规律；乘法就是哲学思考。（212）

—— 《自由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