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仍旧用宿命论来作不合理性的事件（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理性的事件）的解释。我们越想照理性来解释这一类的历史事件，我们就越觉得这些事件不合理和不可解。

—— 《战争与和平》

但是所有这些对发生过的事的暗示，来自法国方面的也好，来自俄国方面的也好，所以被提了出来，不过因为它们与那事件贴切罢了。假如那事件不曾发生，这些暗示一定被人忘记了，正如我们已经忘记千千万万当时流行的相反的暗示和期望。我们所以忘记它们，因为事实驳倒了它们。任何事件发生，总有很多推测，不问结局如何，总会有人说：“我当时就说过，它会这样的。”完全忘记，在他们那些推测中间，有许多是站在完全相反的方面的。

—— 《战争与和平》

正如富有强烈的想象力的人们常有的情形，虽然他早已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他只是凭着理智知道的，他心里并不相信，在精神上也没有适应这一新局面。

—— 《战争与和平》

从世界开始、人类互相残杀的时候起，凡是犯过杀害同类那种罪的人，没有一个不用这同一思想来安慰他自己。这思想就是公共的利益，假设的别人的利益。

—— 《战争与和平》

一件非常的事情正在发生，那总是令人兴奋的，特别是青年人们。

—— 《战争与和平》

说实话是很困难的，青年人很少办得到。

—— 《战争与和平》

他似乎为了她太完美，为了她无可责备而在内心里责备她。她有人们重视的一切东西，却很少可以使他爱她的东西。他觉得，他越重视她，他就越不爱她。

—— 《战争与和平》

在她看来，每一种宗教的目的不过是一面保持一定的仪式，一面满足人类的欲望。

—— 《战争与和平》

事情总是这样，有了一个极端就有另一个极端的代表来跟他作对。（万物相生相克）

—— 《战争与和平》

不过人群为要增添生气，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来爱，也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来恨。

—— 《战争与和平》

最高明的最出色的部署和命令，与一场失败了的战斗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很坏，每一个有学问的军事家都带着自高自大的神气来加以批评，而最坏的部署和命令，与一场胜利了的战斗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很好，认真的人们写满一整本一整本来说明它们的优点。

—— 《战争与和平》

我活在这里，这不是我的错误，因此我应当尽可能好地、于人无害地度过我的一生。

—— 《战争与和平》

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在国家需要他的援助时，应当是一个热心的工作者；在不要他来支持时，应当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我的舌头是我的敌人。

—— 《战争与和平》

人类的罪过只有两种根源——懒惰和迷信，德行也只有两种——活动和智慧。

—— 《战争与和平》

不过，是因为主持这样一个客厅刚好需要愚蠢呢，还是因为那些受欺骗的人在欺骗中找到了乐趣呢，总之戏法一直未被揭穿，并且爱伦·别竺豪娃作为一个可爱而伶俐的女人的名誉是那么稳固，她可以说最空洞最愚蠢的话，而每一个人听了她的每一句话都会神魂颠倒，从里面寻求她自己意想不到的深奥意义。(颜值即正义)

—— 《战争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