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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一直都在帮我!”他说。
“怎么帮的?”我很惊讶地问。
“你活泼的性格一直感染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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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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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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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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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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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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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人物则干脆是为了争权夺利,他们利用道德上的辞藻作为装饰,声称只有他们才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及力量来暴露张冯集团的本质。而张冯被劾之后在朝廷上空出来的大批职务,他们就当仁不让,安排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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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着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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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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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与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镇子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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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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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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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文”)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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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朝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玩忽职守和制度的失败分开。个人应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牺牲来掩盖制度上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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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