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一直坚持到坚持不下去了叫作辞职，却不知道修炼出可以坚持走下去的人生路，才是真正的辞职。

—— 《想到上班就失眠》

现在我明白了，即使把“从公司得到的压力”通过“从公司获得的工资”进行消费释放出去，我的痛苦也无法消解。

—— 《想到上班就失眠》

在特定的掌控体系（雅典社会拥护奴隶制的结构）与知识组织原初布局的交又点上，公共奴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观测平台，可让人思考雅典民主制内部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各种勾连形式。民主的观念形态在不同的知识种类及其政治上的用度之间制造出了等级制，而将公共性质的专业工作委派给奴隶就会使人对这种等级制提出拷问换句话说，这样就会阐明古典时代城邦的“社会认识论”。

—— 《民主反对专家》

雅典人的看法却大相径庭。......首先，他们希望将某些专业知识维持在政治场域之外；与现代人相反的是，他们特别认为作为“非专家”或“业余人士”的公民之间通过政治磋商可产生对城邦有意的集体知识。 显然，这是一种社会认识论：所有的知识均被纳入独特的社会构型之中，同时知识本身也是其自身参与塑形过程所致的产物。

—— 《民主反对专家》

五台春秋尚寒，况乎冬季，到十月间，衣又单薄，手捧经卷，足立光下，用功时浑忘所以，至于歇息掩卷，则指不能曲，足不能移，通身抖战，寒彻肺腑。然虽如实，其志愿俞坚。

—— 《一梦漫言》

当个人职责模糊时，责任认定就难以进行，日本就是如此。与其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即便其议会政治到1940年秋季已正式不复存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冗长，常常令人困惑。决策涉及一个横跨军队、政府部门和皇室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文化。

—— 《日本1941》

尽管总是会说到历史，但是我并非将其从箱子中原封不动地取出，而是一直努力通过历史与当下活生生的时代及社会的对话，将话题引向现在。只有通过过去与现在持续不断的对话，过去已经固化的记忆才能被注入新的生机，产生新的发现，并告诉生活在现在的我们。这就是“记忆的再生”。

—— 《大逆事件》

无罪推定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与中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大相径庭。在中国法庭上，被告就是被假定为有罪的，这意味着要证明自己无罪，被告必须自己提供证据，否则就被认为有罪。这对被告是非常不利的。相对而言，坚持举证的责任在原告对被告较为有利。因为对被告的无罪推定意味着要由原告举证被告有罪，被告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 《1903》

当时的中国充分展现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域外的深刻矛盾冲突，那是一个急剧震荡的社会时期，转型是社会结构的主要动向，法律的模糊与冲突是会审公廨普遍存在的情形，且苏报案中的法外因素又过于浓烈，夹杂着太多的政治因素。

—— 《1903》

梅施拉耶夫斯基——炮兵上尉 舍尔温斯基——陆军中尉 斯图津斯基——上尉

—— 《逃亡》

第一场梦—1920年10月，在北塔夫里亚。 第二、第三和第四场梦—1920年11月初，在克里木口 第五和第六场—1921年夏，在君士坦丁堡。 第七场—1921年秋，在巴黎。 第八场—1921年秋，在君士坦丁堡。

—— 《逃亡》

南有乔木，不可休。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 《诗经今注》

我作为一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师，对复旦大学的成绩感到钦慕，又对自己单位的现状感到沮丧。尽管有的领导还在自得其乐，我却有不胜没落之感。竞赛彻底失败，还遭到出版部门的嘲笑与奚落。那时我年纪很轻，茅庐都尚未初出，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又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 《艰辛与欢乐相随》

诺斯替教派中有许多饱学之士——他们的作品很复杂，常常是晦涩难懂的，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而且他们无疑为世界为何有恶的问题提供了足以服人的解答，主流基督教会却一直没能做到这一点。恶就是存在，生命就是善恶之战，这场战争发生在物质世界，而真正的上帝对这个世界一点儿都不关心。

—— 《基督教史》

这场争论会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安。民族主义立场尽管是很多人不假思索就会采取的立场，但似乎心胸颇为狭窄，也许还带有种族主义色彩，或者至少也是一种集体性的自私。

—— 《牛津大学哲学通识课：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