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后现代性是建立在富足的基础上的，那么后稀缺的情境要想维持，也只能通过故意拒绝接受包容他人的诉求。某些社会群体的后现代性要想维持，就只能以作为潜在竞争者的其他群体持续困于稀缺境况为代价。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后现代境况之外的群体再生产出必不可少的终有一朽的生产，后现代境况才能再生产其不朽的消费。

—— 《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76 然而，只有主张唯物辩证法的学者才有能力辨别出“动力的动力”（Triebkrafte der Triebkrafte），回到那些令矛盾、间题错误乃至正确的萌芽得以出现的物质源头。

—— 《尾巴主义与辩证法》

145 换句话说，关于整个系统（对逻辑的内在沉思）的真知识也必然包含关于未来的知识。然而，这就必然需要提高知识的纯粹先验性（apriorisch）、纯粹思辨性（spekulativ）以及由此而来的纯粹沉思性 （kontemplativ），甚至将这些因素拔高到比黑格尔的体系赋予它们的位置更高的地步。

—— 《尾巴主义与辩证法》

部署 (dispositif) 这个词，或者说英文的 “装置”，在福柯的思想策略中是一个决定性的技术术语。他经常使用这个术语，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当他开始集中关注他所谓的 “治理术(governmentality)” 或“人的治理 (government of men)” 的时候

——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a. 装置是一种同质性的集合 / 设定，它事实上在同一个头衔下包括一切事物，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话语，制度，建筑，法律，警务措施，哲学命题，等等。装置本身是在这些要素间确立的网络。 b. 装置总是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并总是坐落在某种权力关系之中。 c. 如此，装置，看起来就是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点

——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现如今没有什么（甚至是上帝）的消失，是通过结束或者死亡，相反，事物通过增殖，传染，饱和或透明化、衰竭或灭绝。而其结果，不是宿命般的消失，而是一种分形的散布。 再没有什么能得到真实的反映，无论是在镜子里，还是在深渊中。各种网络中的病毒式散布的逻辑，不再是有关价值的逻，因此也不是有关等值的逻辑。再也不存在价值的革命，而只剩下价值的旋流或是倒流。

—— 《恶的透明性》

我们常有的讥笑，本身就是生命的宣泄，而我们宣泄的就是那复杂的局面或骇人的混乱带给我们的厌恶。我们吐出冷漠，但又对它着迷不舍。我们喜欢掺杂一切，但又同时对其反感。

—— 《恶的透明性》

我认为，假名序讲到“生生万物，付诸歌咏”的时候，已经明白我们的世界已然是由“文”所构成。“物”原本就是“文”，“自然”原本就是“文”。我们身处这种“文”以扭曲的形式、以自我反省的方式不断循环的世界中。如果万物皆咏歌，就必须接纳这种“文”的条件。

—— 《作为思想的语言》

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空海而言，作为“名教”的佛教，如何比另一个“名教”即儒教来得更加优越？这是因为佛教可以通过语言和存在者来体现真理并救赎一切众生。与之相对，儒教只能通过有限的方式体现真理，达不到对万人万物的救赎。

—— 《作为思想的语言》

因此，这些改变所导致的，并不是家庭地位的削弱，也没有使今天的中国人可以在家庭之外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恰恰相反，因为家庭中没有了过去的父权制度来维护其基本的稳定结构，反而使家庭政治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妇女们有了更大的平等权和自由空间，对不公就极为敏感，更容易反抗一点点委屈。我想，这就是那位老人所说的那句话背后更深层的社会问题。

—— 《浮生取义》

因此自然此在的死亡只是对术语A的抽象否定，而A仅是其自身所是。但在意识中，死亡是通过意识超越自身并跃升至新形式的必要环节。这种死亡是意识新生的开端。

——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表象无法从纯然的感发出发得到解释，而是必须诉诸活动与受动的原初的结合，此即，一个自身感发的正在给出规定的自然。

—— 《早期唯心主义著作》

我通过某种外在的事物来实现自我,并把我自己放在整个人类的无名的延续中,而艺术作品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就来于此——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会靠近危险的界限，一个关键点,到达这个点后,我们会突然复返。

—— 《灾异的书写》

诸位，我之所以就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啰嗦了半天，乃因这是必须的啰嗦。因为在有些人士那儿，什么文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纯系胡扯，纯系作家们一厢情愿的，以可笑的姿态自我想象出来的。如若我要按照我的思路，正像一开始我立论的那样将这一节课讲得较有逻辑，那么我就不可能不对某些人士的不屑之词表明我不敢苟同的态度。否则我的立论也变得是胡扯了，这一堂课也变得可笑了。

—— 《梁晓声文学课》

现在，我们将接触到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人文”能动性的时期。换言之，即最具社会的、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时期——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七年。这十年，在文学的当代史上，被习惯性地称为“新时期文学”。

—— 《梁晓声文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