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的同一天我和他第一次做爱，结束后突然觉得自己是被一张温暖布包裹起来的婴儿，几乎要睡着了。但想起今天是第一次和乌鸦做爱，总不能马上任性地回到自己小小的世界里，于是我带着那种接近睡眠的状态，用腿轻轻磨蹭他开始有一点点赘肉的肚子。后来乌鸦一离开去浴室，我缺怎么样都没有睡意了，只剩下一种站在一个孤零零的墓前，又刚好下起雨来的感觉。

—— 《天桥上的魔术师》

婚礼即是葬礼，节日即是苦日 ……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其高兴的方式更加让人郁闷。我们是热闹而不是狂欢，节制而不极端，浑浑噩噩而根本遗忘了什么叫发自内心。走在节日的街头，你会发现那些穿着新衣服的同胞一个个都呆头呆脑的 …… 我在家喝酒总是很节制，一是我不能让我们家人知道我是个酒鬼。更重要的是我害怕酒后吐真言。

—— 《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

父母给我们上演了具有教育意义的四幕剧。第一幕：爸爸妈妈正值青春，幸福美满，两个孩子享受伊甸园般的幸福；第二幕：爸爸找了另一个女人，跟她跑了，妈妈变得疯疯癫癫，孩子失去了伊甸园；第三幕：爸爸忏悔，重新回到家里，孩子想再次进入人间乐园，爸爸和妈妈则时时表示这是白费力气；第四幕：孩子发现伊甸园不复存在，而且从来都没存在过，他们要满足现有的地狱。

—— 《Ties》

他認為，廣東地區有頗不一樣的語言和語言歷史經驗，足以養成獨特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他舉例說，相對於傳統的「土農工商」的思想，在廣東商人的地位就比較高。……廣東獨特的歷史，使廣東人的中原認同來得不易，因此甚至認為比別的中國人更愛國。……「異質」並不等同於優越，但廣東人對自己文化的獨特性感到驕傲，這一點使廣東人願意書寫自己的方言。

——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修訂版）》

我们到了郑州后，上过邙山，接着去了黄河边，坐了羊皮筏子；在太湖又坐了游船，一位坐在我身旁的年轻陪同姑娘对我说，你看这湖水里的鱼，小鱼都成群结队，大鱼则独往独来。难得她有这样的观察。

—— 《織巢》

埃尔维·荣库尔将信翻来覆去看了很久。他觉得那像是一张小鸟脚印的一览表，以一种清醒的疯狂编辑在一起。他突发奇想，认为它们是遗迹，也就是一个说话的人被火化后的骨灰。

—— 《丝绸》

他的心里有着找到自己位置的人们所有的那种坚不可摧的平静。每逢有风的日子，他便穿越花园走到湖畔，在岸边留连几小时，观看水面皱起的波纹形成意想不到的图画，有时光华四射。那时唯有风在。可是在那如镜的水中，吹过万千气象。从四面涌起。一出戏剧。轻松，而无法解释。

—— 《丝绸》

你梦想着火车，你知道永恒在哪里。看着你，我看见了所有的事情。我和你在一起，到过所有地方。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向别人解释的一件事。但事实如此。我会带着它，这将是我最美好的秘密。

—— 《愤怒的城堡》

大概是缘自对一切的期望都太倾向于事物的纯粹性了，纯粹的人，纯粹的情感。总以为如果要拥有一种爱，那就必须是开天辟地万物复苏后僻出来的第一道光一样新鲜并且纯洁。 其实不是的，没有什么是纯粹的，没有谁是真正洁白的。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不同程度的罪，不孝，不敬，不解，不诚，不悟，不放，不信，不爱。 大家都是无处可流的水，终将沦陷于这世俗的火中，一起变得混沌不堪。

—— 《夏墅堰》

她的眼里并没有其他人那种失去亲人的绝望痛彻，即使那里灌满了悲伤但依然有明亮而谦卑的光。Janel以前在澳洲参加葬礼的时候在别人的眼里见到过类似的神情，是只有内心有信仰的人才会有的光。

—— 《夏墅堰》

人们总认为，‘我的世界里’的一切，都可以自我调节——假使我无希望就让自己更积极，假使我不开心就让自己开心。仿佛人们很难相信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里，客观缺乏一些东西。可消极者的痛苦是——内心的缺陷是客观，而非主观。

—— 《葬我以风》

阿义又叹了口气，说：“杀人比想象中难。” 师父笑道：“你错了，杀人一点都不难，难的是：你如何判断一个人当不当杀？” 也对。难就难在这里。 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杀，是该由人来决定？还是该由神来决定？ 人类找不到神来审判，只好搬出法律，让法律来决定人的生死。 但师父显然把法律踢到一边，发展出一套“正义超越法律”的论调。

—— 《功夫》

“还有一种理论，其实这一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在旅行。嗯，并非如此，这台机器从一端真实地、完全地毁灭了你，而另一台机器，在另一端并没有把你重组起来，而是建造了一版全新的你，和一瞬间之前的你如出一辙，但那个你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你并没有在两台机器之间传输。”杰克斯先生短暂地顿了一下，然后笑了，“完全没有传输。”

—— 《装置》

假如他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翻译自己，更加努力，试着变得更好，找到他一直以来所要寻找的东西，那该多好。 “麻烦的是，从来都没有一座圣杯，圣杯是一只杯子，没什么魔力，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杯子。假如你在寻找一些一开始就不在那里的东西，这种追寻就是毫无意义的。但世界上总有其他杯子，看得见摸得着的杯子，被人遗忘的 杯子。”

—— 《装置》

格拉古兄弟事件对罗马政治并没有即刻产生影响--绝大多数保民官仍然继续由选举产生，每次只任职一届，政治暴力仍然很罕见--但对后来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高度依赖前例的体制中，许多根本原则被粉碎了。格拉古兄弟的事迹表明，如果以新的方式向一些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社会群体发出呼吁，就可能赢得极大的影响力，不管这影响力是多么转瞬即逝，多么摇摇欲坠。

—— 《恺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