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具有说服力了，因为时间无需通知我们就可以改变一切。

—— 《活着》

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 《活着》

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 《活着》

内心让他真实地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了解了世界。

—— 《活着》

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 《活着》

一个人命再大，要是自己想死，那就怎么也活不了。

—— 《活着》

凤霞、有庆都死在我前头，我心也定了，用不着再为他们操心，怎么说我也是做娘的女人，两个孩子活着时都孝顺我，做人能做成这样我该知足了。

—— 《活着》

在中国，影响我最大的书是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同吕德斯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一个不大的切入口切入，如剥春笋，每剥一层，都是信而有证，让你非跟着他走不行，剥到最后，露出核心，得到结论，让你恍然大悟。寅恪先生考证不避琐细，但决不是为考证而考证，小中见大。

——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对我都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真有一个人，人人都说他好，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极端圆滑的人，圆滑到琉璃球又能长只脚的程度。

——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至于哪几部书对我影响最大，几十年来我一贯认为是两位大师的著作：在德国是亨利希·吕德斯，我老师的老师；在中国是陈寅恪先生。两个人都是考据大师，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个人兴趣之所在。我禀性板滞，不喜欢玄之又玄的哲学。我喜欢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而考据正合吾意。

——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一般人虽受相当教育，但缺乏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未能整合，阻碍教育整体的发展，亦且影响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

——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

——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Waldschmidt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方法。第一堂课先教字母读音，以后的“语音”“词形变化”等等，就一律不再讲解，全由我自己去阅读。我们每上一堂课，都在读附在书后的练习例句。19世纪德国一位东方学家说，教学生外语，拿教游泳来做比方，就是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下子把学生推入水中，倘不淹死，即能学会游泳，而淹死的事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学习外语，让学生一下子就跟外语实际接触，一下子就进入实践，这比无休无止地讲解分析效果要好得多。不过这种方法对学生要求极高，每周两小时的课，我要费上一两天的时间来备课。

—— 《季羡林读书与做人》

真正的爱的本质之一，就是希望对方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我们豢养宠物，只是希望它们永远不要长大，乖乖地陪着我们。我们看中的，是宠物对我们的依赖性。

—— 《少有人走的路》

至高境界的爱，必然是自由状态下的资助选择，而不是步步亦趋、墨守成规，不是被动而消极地抗拒心灵的呼唤。

—— 《少有人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