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称评审、抵押贷款,到申请办公设备甚至出行购票的流程,五花八门的规定可以让我们填写无数张表格,在流程的提交与退回中反复摩擦,当每天的生活从填表开始,我们不禁困惑:真的需要这么多流程吗?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犀利道出真相,在本书的三篇论文中分别从暴力、技术与理性的角度揭开制造愚蠢规则的根源,更挑明人们离不开它的真实原因。但知道这一切并不让人悲观,因为格雷伯也坚定地指出了被忽略的终极规则:世界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我们有能力改造它。
本书挑战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旨在引发人们关于现代生活的讨论:我们能否走出规则的乌托邦,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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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格雷伯(1961-2020),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已出版作品《债:5000年债务史》《毫无意义的工作》。
作者生前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亲身参与 “占领华尔街”运动后写下《规则的悖论》。该运动为广大失业人口发声,深深撼动了长期由极富人口垄断社会资源的美国。
为了向大卫•格雷伯致敬,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自2021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大卫•格雷伯纪念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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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是我最有创造力的学生,总是将传统人类学智慧翻个底朝天,经常是为了指出那些表面上被统治的人群实际上是如何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颠覆了国家、国王以及其他强制性制度。——格雷伯的导师萨林斯在《纽约书评》上写给大卫的悼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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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官僚制的愚蠢、快乐与权力 / 李钧鹏
导 论 自由主义铁律与全方位官僚化的时代
第一章 想象力的死区:论结构性愚蠢
第二章 论飞行汽车与下降的利润率
第三章 规则的乌托邦,为什么我们终究还是喜欢官僚制
附录 论蝙蝠侠与制宪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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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发生在各个层面,对穷人而言尤为残酷。隔三岔五就会有一支道貌岸然、手持表格的大军入侵并监控他们的生活,评估他们的育儿技能,检视他们的食品柜以确认他们是否真的与伴侣同居,判定他们有没有努力在找工作,或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确实差到不具备劳动能力。所有的富裕国家如今都雇用了大批公务员,其主要职责就是让穷人难堪。
我决定再也不关心(学术)工作的时刻, 就是我在办公时间打游戏时不再静音的那一刻。会有某个学生在门外等他的作业反馈,而我心想:“等会儿,等我杀掉这个侏儒再说。”
要我说女性主义叙事存在什么局限,那就是它有点太宽宏大量了,强调更多的是被压迫者的洞察,而不是压迫者的蒙昧或愚蠢。
因为这一概念假定国家垄断了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只有警察、监狱看守或者有正式授权的私人安保,才享有殴打你的法定权利)。警察使用暴力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在执行法律;法律是正当的,因为它根植于宪法;宪法是正当的,因为它来自人民;人民通过非法的暴力行为创立了宪法。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区别“人民”和暴徒?
日常生活的官僚化意味着强制推行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反过来,非人格化的规章制度只有依托武力威胁才能运行。”事实上,在全方位官僚化的最新阶段,我们见证了这些事物的泛滥——电子眼、警用摩托、临时证件,以及身着各式制服、打着公共或私人名义在威胁、恐吓和最终施展身体暴力方面训练有素的男男女女。
“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实则意味着创建以确保投资者盈利为目的的全球性行政结构,“全球化”其实就是官僚化。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很接近了,但还是没能把它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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