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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善与教化

施善与教化
作者:梁其姿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26-01
ISBN:9787208196933
行业:其它
浏览数:2

内容简介

明清时期,被弃的儿童、守寡的女性、求高中的儒生、无棺下葬的穷人,他们在时代之中何以安身?育婴堂、惜字会、清节堂、施棺会等机构的种种规则,又在怎样的程度上让他们受益?而施善者——士绅阶层之所以有如此善举又创制这些规则,与他们彼时身份和话语权的失落有着怎样的关联?他们又能否改变自身的命运?本书独辟蹊径揭开明清社会鲜为人知的一面,考察士绅与国家之间具象而特殊的状态,在利己与利他之间透视士绅阶层隐微的再塑正统。

• 育婴堂、惜字会、清节堂、施棺会,置身明清时期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百姓的特殊处境

以小见大,这不是明清版的“活着”——被弃的儿童、守寡的女性、求高中的儒生、无棺下葬的穷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如何安身?育婴堂、惜字会、清节堂、施棺会这些慈善机构,在怎样的程度上让他们受益?

•在利己与利他之间,为什么要施善?为什么要教化?

一种隐微方式的再塑正统:绅商阶层的身份危机与应对

从小切口看大历史——上述这些组织,大部分仍以济贫为主,也仍有行善者更加复杂的心态和动机:一些是求积累福报;另一些则是绅商们希望在社会经济变化较激烈的时期,透过施善的举动以及过程中制定的规则(内含教化),来保持松懈中/下落中的社会等级秩序与话语权,在利己与利他之间找到连接。而后者,则是本书探讨的重点,后者的阶层与处境,又恰好与官方的意识形态诉求存在某种共容,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关涉到基层社会的政治秩序。雍正二年以后,慈善机构如何会官僚化?而到了乾隆中期,又何以走向了“儒生化”?

•国际视野,回应古代中国有无“福利国家”和“公民社会”等经典之问

这些组织是否意味着“福利国家”的前身?怎样看待传统中国有无“公民社会”的争论?一个绝对/近乎绝对由中央政府支配的社会在明清时期的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吗?梁其姿在中西传统文化对比的学术视野下,与芮玛丽(Mary Rankin)、罗威廉(William Rowe)、黄宗智等学者对话,纵横不同的文明场域,回应社会史背后更具张力的经典之问。

•著名社会文化史学者梁其姿代表作,重磅归来!

本书为梁其姿教授代表作,系统深入,视角独特,重视原始史料尤其是方志、官箴书、私人文集,在较严肃的课题之外,也为明清社会描述了一幅较为不平凡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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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其姿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学博士。1982—2008年任职于台北“中央研究院”,曾先后任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2008—2010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2011年起任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2023年荣休。201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2015年荣获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骑士勋章。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慈善事业、医疗与疾病、食物与健康等。中、英、法文著述丰厚,代表作品包括《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南方的想象:环境、身体、疾病、全球化共构下的近世华南》等。近年关注食物的技术史,主编英文论文集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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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大陆初版序

导 言

一、研究的角度

二、要探讨的问题

三、其他值得注意的相关历史现象

四、中国与江南社会

五、所用资料

第一章 明末以前的慈善

一、古代的贫穷观念

二、身份等级与经济地位的关系

三、小结:社会文化身份与经济地位关系的暧昧性

四、慈善组织的历史

第二章 明末清初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

一、明末善会的兴起

二、善会兴起的原因

三、明末清初“善人”的背景及活动

第三章 慈善组织的制度化(1655—1724

一、明清慈善组织的过渡——扬州育婴社的例子

二、清初慈善机构的发展及制度化

三、清初期善堂的理想

四、“妇女慈仁”之政:中央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态度

第四章 慈善机构的“官僚化”(1724—1796)

一、官方的积极介入

二、新的同善会——与明末截然相异的意识形态

三、官僚与地方慈善家的关系

四、小结

第五章 乾隆中期以来慈善机构的“儒生化”

一、惜字会

二、清节堂

三、小结

第六章 嘉庆以来慈善组织与小社区的发展

一、配合家庭制度的保婴会

二、施棺及综合性善堂的发展

结 论

一、慈善组织是“福利国家”的前身吗?

二、慈善组织的领导层与意识形态的变化:“儒生化”的发展

三、公共范围与公民社会的争论

附录 “明清慈善活动(公元1600—1850)”研究计划报告

附表一 育婴堂

附表二 清节类善堂

附表三 施棺类善堂

附表四 综合性善堂

附表五 方志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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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

宋政府将不同的贫穷问题分门别类,以不同的机构来处理;这是中国中古社会所独有的,尤其防止弃杀婴及收养弃婴一项,更是清楚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因人口增长而面对的问题。……救济弃婴机构的现象后来再次出现在17、18世纪人口大幅上升之时,这虽然是后话,但育婴机构的普遍化与中国人口增长之两次高峰相吻合,也是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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