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浪后浪
内容简介
★大变局，如何把握“中国脉动”？
★百年激流，给我们当代中国人的启示！
★与其躺而不平，不如前浪后浪，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罗振宇、刘擎、施展等荐读之作
【作品看点】
★ 未来巨变中，历史还会重演吗？复盘百年中国，一张“精英迭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奋楫中国，有营养的思想从哪里来？一代要比一代强，我们如何脉动？
作为一个国家课题，从1840年到1949年，从魏源、黄遵宪、康有为……到梁启超，从林琴南、章太炎、杜亚泉……到张东荪，从蒋梦麟、梁漱溟、傅斯年……到朱自清，从丁玲、萧军、杨宪益……到王元化——《前浪后浪》纵现上百位知识精英的广阔心灵图景，再见“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 人，可否逆转运势？以行动，对抗虚无！一部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首届得主的全新之作——
少年不读鲁迅，是无血性。中年不读胡适，是无理性，晚年不读林语堂，是无灵性。
一个成熟的人格，如何兼具血性、理性和灵性？我们后来的年轻人，如何做到越来越“敢”？
命运的齿轮，仍在转动！《前浪后浪》揭示，世代更替不是历史的瞬间，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
★ 昨天的教训，明天的答案？一份开阔视野的延伸书单+原汁原味的晚清民国报刊+知识群英的信息导图——
今天，《前浪后浪》以当代视角，透过纷繁复杂表象，抓住底层逻辑，用精神、现象双线结构，简洁有力阐释我们先贤的百年精神历程——大变局，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四个内部分化。
像萤火虫一样,有一分微光,发一分热。一条一条人生线索，读者可寻味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安身立命。
【内容简介】
《前浪后浪》，飞越百年，在上一部《脉动中国》兄弟书的历史延长线上，重新出发，继续为当代中国人探索精神血脉根源，聚焦上百位知识精英心路历程的个案研究，关注这一百年来我们的中国。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五四，谈何革命？中国革命的许多秘密，都可以从晚清激进知识人那里，找到最初的基因。
纵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条脉络、三次世代更替和四个内部分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更替和内部分化，反映了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广度，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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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
许纪霖，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首届得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前浪后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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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从精神世界考察知识分子的“前与后”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三次世代更替
从晚清到民国知识分子的四次分化
【第一章】 晚清官僚士大夫的自改革
从理到势：经世致用的出现
洋务VS.清流：讲利害还是讲是非
边缘人：口岸知识分子
“制”的变革，究竟是体还是用？
【第二章】 晚清的文人士大夫
文人士大夫以及精神世界
两代士大夫的比较
保中国，不保大清
道不同，不相为谋
争夺变法的领导权
保国、保种、保教
戊戌维新是失败还是成功？
【第三章】 晚清一代激进知识分子
从体制中分离出来的新游士
走上革命道路的外部因素
排满复汉的族群民族主义
无政府的破坏主义
虚无主义的志士精神
【第四章】 五四运动中的“旧派中的新派”
什么是“旧派中的新派”
“老新党”与“新青年”所争的，只是一个态度
两代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论战
“都市青年”与“小镇青年”的不同态度
【第五章】 从怀疑到信仰：“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虚无主义的出现
四种不同的纵欲与虚无
以行动解决虚无
运动之后的第二波虚无
【第六章】 从“五四”到“创党”：“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
问题与主义论战背后的两种“主义”之争
从“态度的同一性”到“主义”的分裂
从“柔性的主义”到“刚性的主义”
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一元的列宁主义？
【第七章】 五四后期知识分子的内战
出身、场域以及与体制的关系
绅士与名士：“文化惯习”的对立
“语丝派”文人内部的名士与斗士
狂飙一代的“新流氓主义”
【第八章】 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
留美学生的分化
“学衡派”的新古典主义情怀
理学知识分子VS.文人知识分子
行为与观念的相悖
【第九章】 “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
家庭与少年经历
学校、学潮与运动
通向革命的四大精神气质
信仰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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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文摘
杜亚泉当年深刻分析过这种“游士”文化：“吾国之知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陈独秀在论战中的表现，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游士”知识分子的性格。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并非知识之争，乃是态度之争。知识与理性有关，而态度则是一种文化认同。
经历过义和团、辛亥革命和张勋复辟，又饱读英国、法国革命的历史，周作人深深地知道，启蒙是一把火种，一旦点燃愚昧的群众，让他们在昏睡中醒来，去摇撼那封闭的铁屋子，在迸发出革命的激情同时，也会将仇恨的魔鬼释放，到那个时候，过激的烈火，涤荡一切，玉石俱焚，这是作为绅士的周作人所不愿看到的。
两千多年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游侠气质在晚清重现，演变为近代的志士精神。回归的历史有相似之处，如同先秦的士人脱离封建制度那样，晚清的读书人也从崩溃的科举体制中游离出来，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新游侠即产生于那些边缘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从精神源头而言，晚清的革命者显然有与先秦的游侠相通又相异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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