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

皮埃尔的疯狂就在于，他不像过去那样要在人们身上找到个人优点才爱他们，现在他的内心充满爱，他无缘无故地爱人们，并且总能找到值得爱的理由。

在那个会中，第一度使他吃惊的是人类头脑的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使得真理在两个人眼中从来不是一样的。

面对危险的迫切，人类灵魂中总有势均力敌的两种声音：一种很合理地教人考虑危险的性质和避免危险的方法；另一种则更合理地说，考虑危险太令人丧气和痛苦了，因为预见一切和回避大势不在人类能力之内，所以在痛苦的事到来以前还是不去管它而去想愉快的事好。一个人在孤独中，大致听第一种声音，但是在社会中，就要听第二种了。

太平无事的时代，每一个行政官都觉得，他治下的全体人民都靠着他的努力过日子，于是每一个行政官觉得自己是不可少的，从这上头得到他的劳动和努力的主要报酬。历史的海面上风平浪静的时候，统治者的行政官在他那用钩篙搭在人民的大船上的脆弱的小船里动来动去，自然而然地想像是他的努力在推动他搭着的大船。但是一旦暴风雨发作，海面开始起伏，大船也开始移动，那样一种幻想就再也不能有了。大船凭它那巨大的动作独立的移动，钩篙再也钩不到那条移动着的船，于是，突然间，那个行政官不像一个 统治者和权力的来源，却变成一个不重要的、没有用的、软弱的人了。

一个法国人是自满的，因为他认为他个人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对于男人和女人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个英国人是自满的，因为他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所以，作为一个英国人，他永远知道他应当做什么，也知道他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所做的一切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一个意大利人是自满的，因为他是容易激动的，也容易忘记自己和别人。一个俄国人是自满的，正因为他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什么，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知道的。日耳曼人的自满是最坏的一种，比任何别人的更强烈、更讨厌，因为他想象他知道真理——科学，那本来是由他自己杜撰的，但是，在他看来，那是绝对的真理。

人在运动中总要为那种运动设想一个目的。为了能走一千俄里，他必须想象，在那一千俄里的尽头，有一种好事情等待他。为了取得前进的力量，我们就必须怀有达到一个乐土的希望。

在胜败未定的战斗中，胜利从来属于最顽强的人。

人们过去常错，将来也常错，在判断是非问题上尤其是这样。

既然一个人与永恒比起来只有刹那间的生命，那还值得苦恼自己吗？

正如斯特恩所说：“我们爱那些受过我们好处的人，远过于爱那些给过我们好处的人。”

但是他一连若干天整天那么忙，使他没有时间注意他什么都不思想。

于是我醒了，记起《福音书》里的话：“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却不理会它。”

我们不得不仍旧用宿命论来作不合理性的事件（就是说，我们不了解其中的理性的事件）的解释。我们越想照理性来解释这一类的历史事件，我们就越觉得这些事件不合理和不可解。

但是所有这些对发生过的事的暗示，来自法国方面的也好，来自俄国方面的也好，所以被提了出来，不过因为它们与那事件贴切罢了。假如那事件不曾发生，这些暗示一定被人忘记了，正如我们已经忘记千千万万当时流行的相反的暗示和期望。我们所以忘记它们，因为事实驳倒了它们。任何事件发生，总有很多推测，不问结局如何，总会有人说：“我当时就说过，它会这样的。”完全忘记，在他们那些推测中间，有许多是站在完全相反的方面的。

正如富有强烈的想象力的人们常有的情形，虽然他早已知道莫斯科要放弃，他只是凭着理智知道的，他心里并不相信，在精神上也没有适应这一新局面。

从世界开始、人类互相残杀的时候起，凡是犯过杀害同类那种罪的人，没有一个不用这同一思想来安慰他自己。这思想就是公共的利益，假设的别人的利益。

一件非常的事情正在发生，那总是令人兴奋的，特别是青年人们。

说实话是很困难的，青年人很少办得到。

他似乎为了她太完美，为了她无可责备而在内心里责备她。她有人们重视的一切东西，却很少可以使他爱她的东西。他觉得，他越重视她，他就越不爱她。

在她看来，每一种宗教的目的不过是一面保持一定的仪式，一面满足人类的欲望。

事情总是这样，有了一个极端就有另一个极端的代表来跟他作对。（万物相生相克）

不过人群为要增添生气，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来爱，也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来恨。

最高明的最出色的部署和命令，与一场失败了的战斗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很坏，每一个有学问的军事家都带着自高自大的神气来加以批评，而最坏的部署和命令，与一场胜利了的战斗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很好，认真的人们写满一整本一整本来说明它们的优点。

我活在这里，这不是我的错误，因此我应当尽可能好地、于人无害地度过我的一生。

一个真正的共济会员，在国家需要他的援助时，应当是一个热心的工作者；在不要他来支持时，应当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我的舌头是我的敌人。

人类的罪过只有两种根源——懒惰和迷信，德行也只有两种——活动和智慧。

不过，是因为主持这样一个客厅刚好需要愚蠢呢，还是因为那些受欺骗的人在欺骗中找到了乐趣呢，总之戏法一直未被揭穿，并且爱伦·别竺豪娃作为一个可爱而伶俐的女人的名誉是那么稳固，她可以说最空洞最愚蠢的话，而每一个人听了她的每一句话都会神魂颠倒，从里面寻求她自己意想不到的深奥意义。(颜值即正义)

犹疑不决的时候，我的亲爱的朋友，就什么都不做。（法国格言）

生活的机器，为了到处不错过时间所做的一天的安排，吸去他的生命力的一大部分。

假如我们承认人类生活可以用理性来支配，生活的可能性就被破坏了。

假如没有灾难，人不会知道他的局限性，不会认识他自己。

《圣经》故事告诉我们，不劳动——懒惰——是那第一个人堕落前的幸福的一个条件。堕落的人保留了一个爱懒惰的习惯，但是那惩罚压在人类身上，不仅因为我们必须满头大汗地找我们的面包，也因为我们的道德性质是，我们不能既懒惰又心安。一种内在的声音对我们说，假如我们懒惰，我们就错了。假如人类能找到一种他觉得虽懒惰却在尽职的状况，他一定找到人类原始幸福的条件之一了。

普菲儿属于那样的理论家，他们那么爱他们的理论，使得他们看不见理论的目的——理论的实际应用。他对理论的爱好使得他恨一切实际的东西，他也不肯听从它。他甚至喜欢失败，因为在实行中由于脱离理论而造成的失败，只能对他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

我只知道人生有两种很真实的罪过：后悔和生病。唯一的好事是没有这两种罪过。为自己活着，避免那两种罪过，是我现在的全部哲学。

不要从嗜好中求幸福，要从您自己的心中求幸福。幸福的源头不在我们外边，在我们里边……

我们所能知道的不过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这乃是人类智慧的顶点。

表面上的同意是避免得不到结果的争论的最简单的方法。

没有人想到，承认一种与是非标准不相符合的伟大，不过是承认他自己的没有价值和无限的卑劣。

在我们看来，有了基督给我们定下的善恶标准，就没有不能衡量的人类行为。没有单纯，善良和真实，就没有伟大。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在达到人类历史的普通的目的上，却是一个不自觉的工具。一件做了的事是不可挽回的，而这件事碰巧与千百万别人的行为同时发生，其结果就具有一种历史的意义了。一个人在社会的等级上站得越高，他所联系的人就越多，他控制别人的势力就越大，他每一行动的宿命性和必然性就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天主的手里。”

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说，人类那不自觉的总括的群体生活，把国王的生活的每一刹那用作达到它自己的目的的工具。

“是的，爱，但不是那种爱，即因为什么东西，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因为什么缘故而爱，而是这种爱，即当我临死时，我看见了我的敌人却仍然爱他的时候我第一次所体验到的爱。我体验到那种爱的心情，它是心灵的本质，它不需要对象。我现在也体验到了那幸福的心情。爱邻人，爱仇敌。爱一切——爱有着各种表现的上帝。爱亲爱的人，可以用人间的爱；但是爱敌人，只能用神圣的爱。因此当我觉得我爱那个人的时候，我感觉到那样的快乐。他的情形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

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而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

两个相爱的人不应该有隔阂，因为他们的敌人是整个世界，一旦他们产生隔阂，世界会立即将其征服。

每个人都会有缺陷，就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缺陷比较大，正是因为上帝特别喜欢他的芬芳。

“是的，爱，但不是那种爱，即因为什么东西，为了什么目的，或者因为什么缘故而爱，而是这种爱，即当我临死时，我看见了我的敌人却仍然爱他的时候我第一次所体验到的爱。我体验到那种爱的心情，它是心灵的本质，它不需要对象。我现在也体验到了那幸福的心情。爱邻人，爱仇敌。爱一切——爱有着各种表现的上帝。爱亲爱的人，可以用人间的爱；但是爱敌人，只能用神圣的爱。因此当我觉得我爱那个人的时候，我感觉到那样的快乐。他的情形怎么样了？他还活着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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