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这份和杭州的渊源,让我接到浙大的开课邀请时,毫不犹豫就答应了。”王安忆说。
历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曾到大学上文学课,比如鲁迅、沈从文、老舍、梁实秋、钱钟书,等等。
浙江大学“驻校作家”计划是由浙江大学沈善洪基金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一项活动,聘请了王安忆驻校讲课。
驻校期间,王安忆讲了八堂课,从小说的“物质”出发,通过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讨论“小说的载体”、通过杰弗雷·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讨论“小说的模型”,之后,取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讲“禁忌”、取巴尔扎克的《贝姨》讲“阶级”、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ABC谋杀案》讲理趣、取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讲“贵族”、取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讲“纪实小说”,最后借由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归宿到了小说的“精神”。用王安忆自己的话说,无论是题材的历史感、思想的哲学性、社会生活的宏伟度,还是解读的勇气,都收缩了尺寸,回归世俗,合乎大众的品味。因此,这本课稿并不是象牙塔里的艰涩学术项目,如同这八次向社会开放的课堂一样,是献给所有文学爱好者们的一次“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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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王安忆的印象,都停留在《长恨歌》里那条悠长的上海滩老弄堂。作为海派作家的代表,我们早已习惯称她为“上海作家”。这次来杭州开讲文学课,王安忆却说,“我的祖上都是杭州人,我和杭州、浙江有着最深厚的关系”。
王安忆出生在一个写作世家,母亲茹志鹃当年因创作小说《百合花》风靡全国。 在《百合花》里,正是以故乡杭州天目山为背景,主角写的是一位在天目山上拖毛竹的小伙子。
“我母亲是杭州人,虽然她出生在上海,但履历上填的籍贯永远是杭州。”王安忆说,“在我母亲心里面,她始终觉得自己是杭州人。我曾经到杭州来寻根,寻找我母亲的祖屋。我的外祖父是绍兴柯桥人,从绍兴来杭州创业。曾祖父非常勤劳,来到杭州做起了丝茧买卖,创办了‘茹生记’,积攒下一份不小的家业。但是到了我外祖父手上,很快全部被败光了。我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就这样,还没出生便着落魄的家族到上海定居谋生。”
王安忆母亲在杭州的老家,还真的被她找到了。在当时的普安街旧宅,那间老式民国宅院还在,只是百年来几易其主,住进了25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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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修辞的意义吧,就是用一种材质模仿另一种材质,完全不考虑功用,纯粹作观赏效果,成为精神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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