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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时代”

文摘：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

申新搁浅

1934年7月4日，是荣氏企业史上最暗淡的一个日子，申新搁浅了。

这一年，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十八岁．二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天上海报纸上的大字标题：“申新搁浅”。当时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看到报纸，一下子呆住了。他心中有个大大的问号：“申新是一个有关民生的事业，怎么会搁浅呢？”

荣氏申新纺织企业从1915年一个厂、一万二千九百多枚纱锭起步，发展到此时，已拥有九个厂，纱锭总数超过五十五万，还有六万多线锭、五千多台布机，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六，前后不二十年时间。申新的发展之快、事业之大，完全当得起突飞猛进四个字。按其生产能力，每日夜可出纱一千件，出布一万四五千匹，消耗棉花三千二百担，是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直接在申新工作的职工至少有三四万人，加上家属和运输、营业等间接靠申新生活的，大约在十几万人以上，每天交税万元以上，仅三年半就已超过一千万元。研究荣家企业的陈文源算过一笔账，1932年荣家九个纺织厂织出来的布有一亿零二百三十六万亿米，可以绕地球赤道两圈半。

申新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搁浅的，此前四年连续都有巨额亏损，主要原因当然是市面不好。自1921年以来整个花纱市价起落极大，十六支“人钟”牌标准纱也不例外，上下落差如同波峰低谷。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以1933年4月申新出产的二十支“人钟”牌纱为例，每件成本二百一十八点三三元，市场价却只有二百零四元，每生产一件就要亏折十四点三三元。荣宗敬沮丧地感叹：板贵棺材贱。不大动笔的他写下《纺织与金融界》一文说：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贱，愈无销路，乃至于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经济学家马寅初对“花贵纱贱”如此解释：花贵是因为国产棉花不足，纱贱是因为日本棉纱倾销。

另一原因是税负太重。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荣宗敬曾一度兴奋过。他没想到特税不但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便利了外国的在华厂家。申新被抽去特税达一千五百多万元。他写信给银行家陈光甫等人说，我国实业尚在萌芽时代，受时局影响，纺织业更是岌岌可危，希望他们能呼吁政府减税或免税，如果再不恤商艰，多方剥削，只有停机歇业，坐以待毙。然而，荣德生大女婿、主持汉口申四福五的李国伟记得，当上海、武汉的纱厂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新税则加重企业困难时，孔开口就骂纱厂捣蛋：“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特税规定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而未实行特税的地方，每袋只征六到七分。特税开征后，各地仍巧立名目，加税、加捐的情况不断发生。面粉已征了统税，面粉袋还要另外征税。1931年2月12日，荣宗敬以福新面粉公司的名义写信给宋子文说，面粉袋用的都是华商机制布匹，这种布袋印上彩色商标以后就是废物，所以袋皮向不征税，面粉征税，袋皮只是面粉的附属物，希望能够免税，这样既合乎一物一税的原则，也合乎提倡国货的宗旨。为要求小麦免税单全国划一，面粉特税全国一律平等，他多次给麦粉特税局写信，呼吁对本国民营面粉业不要重征，对进口面粉无论如何要重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此外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身为荣家企业掌舵人的荣宗敬和几个儿子投机失败，光是他们投机洋麦、洋花之类的亏损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总公司这一项利息支出在五百万元以上，申新撑不住了。荣毅仁后来找到的答案也没有回避投机失败这个因素——“在前几年美国开始的国际性的不景气，影响到了中国；日本侵占了东北，日本纱厂又利用它雄厚的资本，在我国各地展开剧烈的倾销竞争，排挤了我们的市场；国内连年内战，交通破坏，苛捐杂税，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再加上申新本身的盲目经营，出品质量不好，利用交易所进行的投机失败。”

不过有一个原因荣毅仁没有讲到，他的姐夫李国伟说，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通过借债来扩大规模，所以经常陷入高利贷的债务拖累，经济基础并不稳固，一旦遇到金融变动，或市场不景气，便会捉襟见肘，周转为难。

自1933年起，荣宗敬不断给国民政府有关人物写信，希望他们能体恤和支持这家民营企业，几乎空荡荡没有回音。

银行、钱庄，要债的都来了，同仁储蓄部传言荣家要倒，赶紧提取存款。荣家这次经济危机比刘鸿生企业略早一点，他们的企业扩张也差不多，都是发展得太大、太快了。不同的是，荣家主要集中在两个行业，不像刘鸿生在许多不同行业都有投资。

当年，汉口申新四厂发生火灾，荣家从中国银行借款二百多万元。荣家曾向英、美商家和银行求助，还向南京政府建议“庚款借锭”，就是用庚子赔款基金购置外国纱锭借给各纱厂，各厂分期偿还。

到1934年3月，申新在上海的厂几乎已全部抵押出去，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几家关系密切的大银行不肯再放款，只有靠十六家与荣家熟悉的往来钱庄暂时维持。此时申新负债累计达六千三百七十五点九万元，全部资产总值不过六千八百九十八万元。到这年6月底，到期的五百万应付款，没有头寸可以应付，申新没有什么可以给银行抵押，钱庄到这时也不肯放款。荣宗敬常常挂嘴边的那句“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再也说不出来了。在逼得最厉害的时候，宋汉章、陈光甫两个银行家在荣家陪他一个通宵，就是怕他倒下去。申新一倒，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都会受到很大影响。光是上海银行一家贷款就有一千二百多万元，而抵押物主要是厂基、机器和货物。

申新搁浅前几天，陈光甫经常要在申新总公司等到深夜一两点。十五年后他有点儿后悔地说：“荣宗敬的申新企业是全国纺织企业中最大的，为了增加银行存款，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乐意与他合作；而他当时急需资金来更新扩大，自然也希望与我们合作。结果，没有充分调查他的实际需要和个人性格，我们就提供了大笔贷款给他，导致我们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了活期存款的运行。”

申新系统之外，茂新面粉有四个厂，福新面粉有八个厂，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提出退职，由福新元老之一王禹卿接替总经理，王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王尧臣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自从申新不断扩大，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尽管福新八个厂除了一厂、三厂，荣家都有控股权。虽然从1927年以后面粉业的扩张步伐缓下来了，但在稳健的王氏兄弟手里，面粉这一块常有盈余。金融业的债主都希望荣家能以面粉厂来补贴纱厂的亏空，在他们眼里王禹卿有信用，申新如要再借款，非王出面担保不可。荣、王之间有矛盾，荣宗敬认为茂新、福新、申新都是自己创下的子孙万世之业，王禹卿则认为他纵子投机，损害股东利益。但这个时候，荣宗敬不得不向王求援，尽管他内心不愿放手。荣、王会谈几次，都没谈成，两人经常大声争吵，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因此，他又想找纺织专家李升伯出来代理。

一天凌晨四点，在申新九厂俱乐部楼上睡觉的厂长吴昆生，睡梦中忽然听到下面礼堂有人在哭，起来一看，原来是荣总经理。荣对他说：“我弄勿落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等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天已亮了，大约六点左右，荣宗敬只讲了一句：“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八点多钟，他们一行到达李家，李升伯问什么事，他们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十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李回答：“我没有考虑过，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即径自上楼去了。听了他们回来的汇报，荣宗敬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当时，申新九个厂只有无锡的申新三厂情况还好，无锡还有茂新面粉厂有点儿力量。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不断打长途电话向弟弟荣德生求援，但德生感到以无锡的几个厂去支援上海，力量不够，没敢答应。6月底的到期款五百万元，没有二三百万现款是没法解除的。6月28日，荣德生长子荣伟仁被他伯伯派去和父亲面商。到无锡已是晚上，他要父亲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话说得很坚决：“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当时正在喝茶，执壶在手，他想如果茶壶裂了，即使有半个壶在手，又有何用？回首往事，荣家创业之艰难一一浮现眼前。1934年并非他们第一次遇险，此前1908年、1912年、1922年曾三次遇险。1922年冬，债务达三百万元以上，遇到上海“信交”风潮，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三百五十万日元（折合二百二十多万两规银），条件非常苛刻，年利息一分一厘半，比一般高出近四倍，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以转移三个厂所有权作为设定抵押的手续。而荣德生自述：“借款成功，签字，人人安心，喜形于色。”然而，没有一次危机能和眼前这次相比，考虑再三，他决定到上海挽救大局。（1939年荣伟仁早逝，荣德生痛苦地说这次挽救荣家企业是伟仁的功劳。）

他彻夜未眠，给上海打了十一个长途电话，托宋汉章向张公权商量，得到回话是：“有物可商量。”他带上家中所有的有价证券，赶凌晨四点的火车去上海，到上海只有七点多。九点多，他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立约签字，先向中国、上海两家银行押解五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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