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论集

《巴金论集》序

坂井洋史君汇集二十七年来所作有关巴金研究的论文和文章，编为《巴金论集》，出版前嘱我为之作序。我在复信中说：

您的研究成果是整个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文集出版，乃是当然之事。您秉持一贯的严谨态度，对文稿施行“彻底的修改”，这精神令人起敬。

在研究的历史上，我充当的只是一个过渡性角色。研究疆域的开拓，主要得力于一批中青年研究者（相对于我来说）。承蒙您错爱，要我为大著作序，我真有点惶惑，因为我担心“佛头著粪”，辱没了您精彩的文章。但作为二十多年的老朋友，面对您恳切的要求，我又没有拒绝的理由。那我就把这事当做一次学习吧。

看到坂井君寄来的《巴金论集》打印稿，我不由想起往事。一九九六年一月，北京的东方出版社（即人民出版社）出版山口君和坂井君有关巴金的论文合集《巴金的世界》。这是第一本外国学者直接用中文在中国出版的巴金研究著作。

我为这本书写过一篇题为《深具学术意味的成功“对话”》的“书后”，认为这本书 “不仅展示了两位作者十余年来在巴金研究方面的辛勤劳作和丰硕成果，也堪称中国内外巴金研究园地的一个重要收获。”我的看法，源自书中论文独到的研究视角，深邃的学术眼光，迭出的学术新见和富有个性的研究品格；同时，这看法也建立在我对国外研究认知的基础之上。我以为，“八十年代以来的外国巴金研究，以日本学者用力最勤，成果最丰，而山口和坂井两位，则是其中卓有建树的佼佼者。他们作为承先启后的一代，既承继了前辈学者的长处，又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有新的开拓和创造，他们是把现代的思维、理念同缜密的历史眼光和扎实的史料熔为一炉加以锻造的新型学者。”这些话至今并未过时。《巴金的世界》的出版，使更多的中国研究者得以认识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外研究界了解八、九十年代日本巴金研究的状貌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本。谈到这书，顺便交代一件轶事：书印出后，我先看到样书，出版社在书名后加了一个副题“两个日本人论巴金”（印在扉页），我觉得这样也好，没有异议；但是，书的封面设计得花花哨哨，“模样”不大像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学术著作出版发行低迷的当时，出版者的意图可能是要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争取更多一些人翻阅购买此书，这令我不满意，但木已成舟又无可奈何。

十五年过去了。当我得知更完整地体现坂井君巴金研究成果的新著即将出版，研究园地又将增添一片新绿，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十五年前耿耿于心的遗憾似乎也可以就此释怀了。

坂井君曾说，他以往的巴金研究（指二〇〇六年前）主要在三个方面：巴金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巴金文本的叙事学解读，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定位和历史性评价。本书第一辑的十篇论文便是上述三方面的实绩，这一辑无疑是全书的重头。十篇论文中，有七篇曾收入《巴金的世界》，这些论文充分显示出坂井君研究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关系的深度和创见，但文本解读和文学史评价这两个方面尚嫌薄弱，这次新增的《重读〈家〉》、《〈随想录〉和历史记忆》和《“巴金”缺席的文学史》三篇以及第二辑中的《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不仅丰满了两者的内容，还可以看到作者近几年研究领域的纵深扩展。我曾经表示，《巴金的世界》一书是日本学者“用自己的声音与中国学者进行深层次学术对话的明证”。如果说，那“对话”还是间接的，那么，这本论集中的三篇访谈，便是坂井君以“出自肺腑的诚实和实感”与中国学者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而《“巴金”缺席的文学史》、《〈随想录〉和历史记忆》、《对于今后巴金研究的期待》等文，则直接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提出商榷、质疑或反诘，使沟通交流提升到更高的学术层面，作为外国学者能这样做，多么难能可贵。

坂井君在各篇题注和《后记》中一再对全书修改情况的说明，他“慎重且彻底的修改”，使我颇感兴趣。谈到这次修订的目的，他说“至少，我希望这次修改能够多少提高各篇的中文水平和‘可读性’。”我拣了几篇论文对读作者的修改，诚如他所言，“内容方面不能妄加‘事后聪明’的更正，基本上止于技术性的”。他的修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增补或规范注释，二是调整一些句子的语序使之更符合中文习惯，改动少数词语使之更确切。从文字的角度，我认为个别改动不一定比前刊稿更好，但整体看来，在文字表达和可读性方面，的确有更上层楼之效。

就我来说，读坂井君的文章，一目数行、如泛轻舟是绝对不行的，需要耐心研读，仔细品味，尽管有的地方我略感晦涩，总体上却不能不佩服他的中文文字能力。用“通达”、“娴熟”之类词语说明坂井君的中文写作能力难尽其意，窃以为，用“老到”（老练周到）二字概括或较为恰当。他能用繁复的句式传达曲折的深意，成语典故信手拈来，运笔行文常具古汉语意韵，当下中国中文系的一些硕士生、博士生，面对他的中文文字，恐会自愧弗如。他的论文就以中文初刊本或已有的修改本面世，文字绝无问题。但在这本论文集出版前，他还不厌其烦，孜孜矻矻，苦心再做文字修订。这是为什么呢？作为“老外”，他并不期盼成为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态度锤炼诗句的诗圣杜甫，只希望“能够多少提高各篇的中文水平和‘可读性’”而已。目的多么简单，多么平常，又多么真实。在一般人看来，这不过是“细节”而已，何足道哉。我的看法不同。见微知著，透过这“细节”，我看到的是坂井君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这态度，这精神，在他是一以贯之的。超越文字的修订，我感悟到学术研究应有的严肃，艰辛，甚至圣洁，崇高，我更敬佩作者的认真，严谨，执着，对读者也对自己高度负责的责任心。这就是我在坂井君论文集精彩内容之外所得到的收获。今夏北京溽热难耐，不是多愁善感的时节，面对坂井君的书稿，我却情不自禁联想到在我国屡见报端、层出不穷的种种学术不端行为。对某些“学人”、“学者”来说，所谓论文，或是猎取名利的利器，等价交换的商品，或是乔装变身的道具，自我标榜的招牌。学风学德、社会责任尚抛在九霄云外，遑论语言纯洁，文字水平，读者观感。对照“较真”地对待我（们）的母语和学术论文规范的“老外”坂井君，忧耶愤耶？叹耶怒耶？我无语。

本文篇首所引我致坂井君信中的话，真心实意，绝非谦辞虚语。这篇浅尝辄止的小文，未能更多道及坂井君论文集的宏旨要义，所写出的只是我拜读后的点滴感言而已。

面对二十七年巴金研究成果的结集，坂井君在《后记》中不无感慨地设问：“人生几何，能有几个二十七年？”对我来说，此前的二十七年“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而坂井君虽有感慨，境况和体味恐同我大异。徒长坂井君十七个春秋的我，要这样回答坂井君：“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对君的学术研究来说，至少还有一个十七年可期可待啊!

李存光

2010年仲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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