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历史与行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各大流派中，真正从政治科学的传统中生发出来，最早成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新制度主义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就是历史制度主义。作为对六、七年代盛行的行为主义和宏大理论的反动，历史制度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旧制度主义重视制度的传统，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理论的综合，在制度的中轴上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模式。自这一流派产生以来，其理论框架不断扩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理论和方法的自主性也不断提高，从而构成了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相并立的新制度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 随着历史制度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影响的不断扩大，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也逐渐增多。

目前在西方对历史制度主义进行研究的取向主要有三种，即制度取向的研究，强调历史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政策取向的研究，强调历史制度主义从制度角度展开公共政策研究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文化取向的研究，强调历史制度主义对文化理论所构成的冲击。这三种研究取向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历史制度主义所取得的某些成果，但是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都没有能够看到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对政治科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全面影响。而国内政治学界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因此，本论文试图从整个政治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历史制度主义的在政治科学内部的学术价值。为此，本论文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史所使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同时借用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从政治科学发展的范式转变角度来研究历史制度主义这一研究范式的学术价值。 本论文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是，政治科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政治科学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衡量政治科学知识体系的有效性时有着独特的标准，即政治科学的实践性和学术性的统一。从这一标准出发可以推论出，传统政治科学的典型范式，即旧制度主义范式是一种充满着内在矛盾的范式。这是因为旧制度主义生发的现实动力来自于美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的需求，出于维持和改进某种政体而产生的政治科学从本质上说是一门实践的科学。这门实践的科学的政治使命是维持和改进某种政体的运作，其所能提供的政 治知识也只能是有关特定政体的地域性知识。

但是，由于现代政治科学从其产生 之日起就承接了自然科学的传统，力图按照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而将政治科学提 升为一门提供普适性知识的理论科学。从而，作为一种地域性知识的政治科学与 作为一门普适性理论的政治科学之间，以及作为一项政治事业的政治科学和作为 一项科学研究的政治科学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内在矛盾。正是这一矛盾的存 在，才导致了旧制度主义的解体以及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对政治科学的重建 和对旧制度主义范式的替代。但是，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这种替代并没有 能够有效解决政治科学的内在问题。因为两种理论范式都在科学主义影响之下力 图将政治科学提升为一门普适性科学的范式，但是同时却弱化了政治科学的实践 性特征。在后行为主义的理论背景下，历史制度主义在吸纳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 择理论的某些技术性方法的基础上，重新复兴了政治科学内部的制度研究。历史 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这一重建在重申政治科学的实践性特征的同时，也在中层 理论的框架下致力于理论模式的构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政治科学内部的 这一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内在矛盾，实现了政治科学的实践性与学术性的统一。而 且，通过制度视角的建立，历史制度主义也为政治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 视角。但是，历史制度主义的这种复兴己经不是一种对旧制度主义的复归，而是 一种在新的基础上的超越和重构。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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