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与中国文化》由余英时等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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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后汉的生死观》(英文)、《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现代儒学论》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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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所以“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固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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